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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
1959年夏，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从196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考古人员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号、2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考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其中包括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自2001年起，工作队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2011年，经过考古人员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发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至少经过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员推断，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在宫城东北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的一处巨型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据专家介绍，这一遗址，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区，洛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 经碳14测定，二里头遗址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总面积为3.75平方公里，内有大型宫殿遗址。众多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代都城遗址，即夏斟鄩的所在地。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又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后羿，为东方夷族的一个首领，他乘太康无道、夏民怨愤，入居斟鄩，执政，拒太康于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鄩。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本着严谨的角度来看，夏朝以及其都城确实还未发现能证明自身的系统文字。但根据二里头遗址范围以及都城规模来看，其所在地区为上古三代中原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其代表的王朝，若不是史书记载的夏朝，那是其他王朝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持续了四十多年，遗址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遗址的中部发现有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其中，大的两座已正式发掘。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早的宫城遗迹。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号称“中华第一王都”。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中国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宽处20米左右，相当于现代的4车道公路；发现了中国早的车辙，这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商人在殷墟时期引进马车前的数百年，中原地区已有用车传统。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已有数百座之多，但大部分为中小型墓，规模较大者只有1座，位于2号宫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二里头遗址清理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清理出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制品。其中青铜爵、青铜斝形制古朴庄重，这是中国发现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早的青铜器。
遗址中还出土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中国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是艺术珍品。其他铜器还有生产工具刀、锛、凿等；武器戈、戚、镞等；乐器铃等。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
重大考古发现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2号宫殿基址，是此前学术界确认的中国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人员在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宫城的早年代提前约百年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介绍，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宫城面积逾10万平方米，就对历史资料的认识而言，它是中国古代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以及土木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等。此外，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早的车辙遗迹，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禹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一条肉虫），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