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刘义隆于义熙三年（407年）生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成人后身高七尺五寸（181.5厘米），博览群书、涉略经史，擅写隶书。

隆安六年（410年），刘裕命刘粹辅佐年仅四岁的刘义隆镇守京口，防御卢循之乱。

义熙十一年（415年），刘义隆受封为彭城县公。刘裕北伐，令刘义隆为冠军将军留守，东晋朝廷加封其为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刘裕收复关中、还军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后，又加封刘义隆为监司州豫州之淮西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前将军、司州刺史，并命其镇守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还未到任，又改封为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

元熙二年（永初元年，420年），刘义隆受封为宜都王，食邑三千户，加号镇西将军。

登基为帝

宋武帝刘裕驾崩后，太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戏无度，被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于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废黜（后被杀），迎立当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同时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握重兵。

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采取抑制豪强的政策，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政策，重视农业生产，并使赋役均摊，元嘉十七年（440年）、二十一年（444年）两次下令免除农民的“诸逋债”，有元嘉之治之称。

刘义隆深沉有谋略，但体弱多病，好猜忌。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公元426年（元嘉三年）杀徐羡之、傅亮、谢晦，从此政由己出。

元嘉六年（429年），因病由其弟彭城王刘义康执政。刘义康任司徒、录尚书事，后又加领扬州刺史，进位大将军，专总朝权，势倾天下，曾擅杀名将檀道济。

元嘉八年（431年），刘宋反攻滑台（今河南滑县）受挫。

元嘉十七年（440年），刘义隆收杀拥戴刘义康的领军将军刘湛等人，罢斥刘义康，改授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将刘义康废为庶人。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因北魏入侵，刘义隆从王玄谟之议再次北伐，魏世祖拓跋焘调动六十万大军迎战，亲率大军克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渡过淮河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翌年在宋朝军民抵抗下撤退。江北遭魏军杀掠殆尽，宋朝国力削弱。北魏兵临长江期间，刘义隆怕刘义康在后方趁机作乱，遂下令将其诛杀。南朝皇室的自相残杀由此始。

遇弑身亡

元嘉三十年（453年），刘义隆长子刘劭与次子刘濬因事遭刘义隆责骂，刘劭遂唆使女巫严道育刻一刘义隆的玉石雕像埋入宫中含章殿前，诅咒刘义隆早死。巫蛊事发，刘义隆大怒，欲废刘劭太子位，并将此事告诉潘淑妃。潘淑妃将此事告诉儿子刘濬，刘濬转报皇太子刘劭，刘劭赶紧与亲信的东宫将领萧斌研议应对之策，身为刘义隆心腹大将的萧斌，居然建议刘劭弑父自立，刘劭因此亲自带士练兵，积极谋划。

同年3月16日深夜，刘劭与萧斌趁夜起兵叛变，率领东宫卫队假称受诏入卫皇宫，骗使门卫放行。当时刘义隆正秉烛与尚书仆射徐湛之讨论废太子之事，刘劭部将张超之闯入合殿，刘义隆本能反应举凳子自卫，五指都被砍下，最终被张超之弑杀，享年四十七岁。徐湛之亦死于叛军之手。4月14日，葬刘义隆于长宁陵。同月，为刘义隆上庙号“中宗”、谥号“景皇帝”。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于5月20日即皇帝位，6月16日攻下京城，诛杀刘劭及刘濬；刘骏即位后改刘义隆庙号“太祖”、谥号“文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424年－453年），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

政治上他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两次下令减轻以至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自东晋义熙十一年至文帝统治末年（415年－453年），“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对安定，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元嘉末年，北魏军队在江淮间一进一出，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战乱，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从此结束。

文化

元嘉十五年（438年）刘义隆召雷次宗在京城鸡笼山开设“儒学馆”讲学，与玄、文、史三学合为《四学》 。

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精洁，三书很少重复，然宋文帝认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

范晔的史书巨作、“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亦是元嘉年间完成。

军事

军事上，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继承刘裕北伐的政策，乘北魏与柔然交战之际征讨河南，史称“元嘉北伐”。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430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宋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此次北伐规模不大，也是无功而返。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故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刘宋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但是刘义隆对外的军事活动并非毫无亮点，主要表现为制止了林邑国（占婆）对中国的侵略。林邑国在东晋时多次侵扰中国南疆交州地区，尤以永和和义熙年间为最。刘义隆在位时，林邑对中国采取一面朝贡一面寇边的策略。林邑王范阳迈野心膨胀，更是于元嘉十年（433年），要求刘宋将交州交给自己管理，刘义隆予以拒绝。此后林邑不仅骚扰不止，贡品也很微薄，刘义隆再也无法容忍林邑的放肆，决定展开对林邑国的惩罚行动。他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悫讨伐林邑，范阳迈佯装恐惧，上表愿归还所掠夺日南郡民户，实则缓兵之计。于是宋军继续进发，于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一举攻克林邑北部重镇区栗（今越南广治西北），斩区栗王范扶龙，将城中15岁以上的人全部活埋，筑成京观。  其后宗悫等乘胜追击范阳迈，攻克林邑都城典冲（即占婆补罗，今越南茶荞），范阳迈逃走，宋军满载战利品撤回。刘义隆教训林邑大获全胜，“此役中国国威远播”，林邑虽很快复国，但此后恭顺朝贡，三百多年没有侵略中国的记录。

外交

刘义隆统治时期的外交政策非常灵活，和当时的许多国家有着频繁的交聘活动。

首先，是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一些海洋国家进行交聘，如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东方的倭国君主赞、珍、济也不断遣使朝贡。刘义隆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发展了海外贸易，扩大了刘宋的影响力。

其次，和北方的大夏国、芮芮国（柔然）、北凉国、黄龙国（北燕）以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进行交聘。西北的吐谷浑在阿豺时就来朝贡刘宋，刘义隆即位后，封其君主慕璝为陇西公，加授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后又封其君主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兼任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陇西王。刘义隆和这些国家联络，主要是为了共同牵制北魏。

最后，是刘义隆和北魏的交聘。元嘉时期，北魏已日益强大，与刘宋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但因双方势均力敌，结果只能是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对峙并没阻止双方的外交接触。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夹击；刘宋亦借机加强内部统治秩序的建立，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伺机北伐，收复失地。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向刘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451年（元嘉二十八年）刘义隆颁布的一道恤赐诏书中曾言：“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虏庭，秉意不屈。”由诏书可知，郭启玄曾但任过刘宋大使出遣北魏，而且在北魏是“秉意不屈”，颇有亮节。

历史评价

总评

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十七岁即位，诛杀权臣，修明政治。他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同时，刘义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已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

历代评价

沈约：“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

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後为善。文帝沈吟於废立之际，沦溺於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李延寿：“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此言之，得殁亦为幸矣。至如废帝之事，行着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致霣，况乎兼斯众恶，不亡其可得乎！”

王锴：“文帝博涉经史，尢善隶书。每诫诸子，率以廉俭。”

司马光：“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吕祖谦：“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乗于斯湏，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 ”“文帝修政事，为宋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 ”

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王应麟：“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郝经：“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复河南，两为大举，到彦之败还，而王玄谟退走，遂使代马饮江，建康震骇，两淮郡县，赤地无馀，春燕来归，巢于林木。”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彊、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輭；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个人作品

《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

《北伐诗》

《登景阳楼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