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
早年经历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年）七月十九日，元朝皇孙答剌麻八剌之嫡妻答己产下一子，三年多以后又得一子，元世祖忽必烈请正一道道士张留孙为两位曾孙取名，哥哥叫海山，弟弟叫寿山（后译为梵语爱育黎拔力八达），他们分别就是后来的元武宗和元仁宗。
海山的祖父真金（元裕宗）是元朝的皇太子，但他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二月去世。他的父亲答剌麻八剌很受忽必烈喜爱，有望成为皇位继承人，但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早逝了。于是，忽必烈将皇太子宝授予海山的叔叔、真金幼子铁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
海山兄弟幼年由怯薛乞台普济（唐兀人）抚养，并学习了一些儒家经典。元成宗刚继位的时候，真金之妻阔阔真聘请汉儒李孟进一步教导他们兄弟俩。当时，元朝正与海都、笃哇等西北叛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大德二年（1298年）冬，元军统帅宁远王阔阔出疏于防范，导致战败，驸马阔里吉思被叛军所俘，成宗遂下诏以海山代替阔阔出统率西北诸军。海山于大德三年（1299年）抵达前线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一带），在乞台普济的辅佐下加强屯田，训练军队，以备叛军入侵。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海山在阔别列大破海都军，翌年又亲自率军与海都在蒙古高原上展开几番恶战，结果海都败死。此后战事告一段落，但海山仍留在漠北镇抚军民，并于大德八年（1304年）加封怀宁王，赐金印，食瑞州65000户。大德十年（1306年）以后，海山又带兵越过金山，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追剿察八儿等海都余部，进一步巩固了元朝对漠北的统治。
继位为帝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元成宗驾崩于大都玉德殿。他的皇太子德寿早夭，亦无其他子嗣，因而皇位出现空缺。按照蒙古旧制，在皇位空虚时，暂由正宫皇后卜鲁罕摄政，由她召集宗亲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另选新君。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因为他是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乃召其入京辅政；而右丞相哈剌哈孙则试图拥立海山兄弟，于是他在成宗死后立即秘密派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迅速入京。这时卜鲁罕为防止海山夺位，下密旨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其先于卜鲁罕下旨之日，遂得以乘驿马往海山处。随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于宫外，卜鲁罕多次下旨，他都不听，也不处理政务文书。此举一方面可以阻遏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远在漠北的海山接到成宗死讯后，曾准备立即还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大德十一年（1307年）三月，海山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和林，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于是谢绝了诸王的劝进，声称要等到宗亲大臣到齐、忽里台大会召开时再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到大都后，在李孟、哈剌哈孙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扳倒了卜鲁罕、阿难答、阿忽台等人，至此皇位在海山兄弟间摇摆，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及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师傅李孟等人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不顾海山，自己登位，答己也认为“天性孝友”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比海山更容易控制，因此假托阴阳家之言，算出“重光大荒落（海山出生的辛巳年）有灾，旃蒙作噩（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乙酉年）长久”的一卦，并派人带着这一卦给漠北的海山看，暗示他放弃皇位。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大都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说教，愤然指出：“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然后命康里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接着海山本人亲率三万大军，分三道南下。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他的母亲和弟弟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海山明确表示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海山抵达上都，会聚宗戚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一方面处死卜鲁罕和阿难答，另一方面则确认海山的皇位继承资格。五月二十一日，海山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武宗。即位后追尊父亲答剌麻八剌为顺宗昭圣衍孝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改元为“至大”，正式开启了武宗一朝三年有余的统治。
巩固统治
武宗继位时，接管的是一个貌似强大安定、实则弊端丛生的帝国。他的前任皇帝元成宗奉行“持盈守成”的政策，使忽必烈时代汉化不彻底及汉法与回回法冲突等遗留问题继续恶化，困扰着蒙元王朝的统治者。成宗时的主要问题有对宗戚大臣的滥赐滥封；冗员冗费严重、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问题逐渐凸显，当然最严峻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钞法开始崩溃，至元钞大幅贬值，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影响财政收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武宗面临的问题可谓是非常棘手的，因此他不得不调整“守成”之策，对统治加以调整。武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各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以巩固元朝的统治。
武宗入继大统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外放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武宗所信用的大臣，有乞台普济（唐兀人）、脱虎脱（畏兀儿人）、三宝奴（西域人）、乐实（高丽人）、保八（色目人或蒙古人）、忙哥帖木儿（拂林人，爱薛之孙）、王罴等。武宗在中书省之外，另设尚书省，用来安置他的亲信，并实施改革。武宗在政治上实行“溥从宽大”的方针，大范围地封官进爵、增加赏赐，同时推行考课，筹备郊祀；经济上，改革钞法，颁“至大银钞”，又发行铜钱“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并许与历代铜钱混合使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
此外还扩大海运粮数量，提高盐引价格，增加赋税，等等。这些措施多与忽必烈时期阿合马、桑哥主持的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比那时来得温和。武宗在位时还大兴土木，即位一个月后就下令在上都和大都之间的旺兀察都（今河北张北）兴建元中都。同时还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修筑佛寺。
武宗的改革举措尤其是滥封滥赏和理财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儒家相悖，因此招来汉人儒臣的批评。代表性的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在至大三年曾上《时政书》列举十项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后来的许有壬则总结武宗的失政有四个方面：名爵扫地、赐予空帑、太官恃不钩检、宿卫依凭城社。而武宗在改革没有收到成效之时便撒手人寰，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则全盘推翻了武宗的改革措施，并处死了三宝奴等武宗信任的大臣，所以武宗的短暂统治时期虽改革纷纭，却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插曲而已。
英年而逝
当初武宗海山能继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的打倒成宗皇后卜鲁罕和安西王阿难答的政变，所以作为报酬，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武宗登基后第九天就被立为皇太子，并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武宗朝，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守中书令，掌管中书省事，尽管武宗设尚书省以分中书省之权，但爱育黎拔力八达仍积极参政。同时，皇太后答己亦颇有干政野心。于是在武宗朝，皇帝圣旨、皇太后懿旨和皇太子令旨并行不悖，皇太后有铁木迭儿等蒙古贵族的支持，皇太子有汉人儒臣李孟等的支持，三宫之间关系微妙，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伏笔。武宗时的主要矛盾则是武宗和皇太子的矛盾，到了至大三年（1310年）已浮出水面，尚书省左丞相三宝奴和宦官李邦宁公然劝武宗改易太子，立武宗自己的儿子和世㻋为储君。尚书省右丞相康里脱脱力持不可，武宗最后也未听从，终究没有毁约。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海山驾崩于大都玉德殿，享年三十一岁。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为兄长海山上庙号为武宗，谥号为仁惠宣孝皇帝，蒙古汗号为曲律（意为俊杰）汗。仁宗没有守住与兄长的约定，而是逼走了侄儿和世㻋，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十多年后，海山两子和世㻋、图帖睦尔夺回皇位，以后的黄金家族汗位遂落在海山一系手中。
为政举措
政治
设尚书省
武宗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举措就是设立尚书省。元世祖时曾短暂设立尚书省，后革罢。武宗即位后，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改革措施，决定在中书省之外另立尚书省，作为实际上的中枢机构。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即位不到四个月的武宗就下诏设立尚书省，此举遭到御史台、中书省官员的强烈反对，武宗不得不解散尚书省。但武宗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特别是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兼领中书省后，更需要另设机构对其加以牵制。两年后，武宗的权力已经巩固，在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第二次设尚书省，以乞台普济为右丞相、脱虎脱为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政事，保八为右丞，忙哥帖木儿为左丞，王罴为参知政事。此次设省无人反对，翌年六月更是令其“总治百司庶务，并从尚书省奏行”，结果“中书之署仅同闲局，居其职者俯焉食禄而已”。随即尚书省也开始启动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好景不长，仅过一年半武宗就驾崩了。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武宗尸骨未寒之时，就立即下令废除尚书省，处死尚书省官员三宝奴、脱虎脱、乐实、保八、王罴，流放忙哥帖木儿等人，并废止其改革措施。此后元朝再未设尚书省，这也是尚书省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
封官赏赐
武宗标榜“溥从宽大”，其封官与赏赐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朝会赐赉和对诸王的岁赐是蒙古传统，武宗统兵漠北，更是深谙赏赐的激励作用，因此他在位时赏赐的数量和名目大幅增加。他即位之初，就对诸王勋戚大行赏赐，不但坚持按成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规定非黄金家族嫡系子孙不得封一字王，武宗则破例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宿卫马谋沙以“角抵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一方面，武宗通过大肆封官与赏赐拉拢人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
整顿吏治
武宗时也尝试对吏治加以整饬，其具体措施是颁布《省部纲纪》，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封赠制，强化官员的荣誉感；提高官员俸禄，革除外任官职田；设考功司，筹备考课制度。不过这些措施并未见效，甚至还停留在筹划阶段时，就因武宗的驾崩而通通革除了。
筹备郊祀
武宗还在礼乐祭祀上大做文章，“有意稽古礼文之事”。他三次前往太庙祭拜，开了元朝皇帝亲享太庙的先河，不过他并未向元英宗以后的皇帝那样穿汉族传统的衮冕法服进行祭祀。他在位时还改革太庙室次制度，过去历代王朝的太庙中太祖室在最西，后代皇帝依次向东排列，元武宗则改为太祖室居中，后代皇帝依昭穆左右排列，此举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太庙制度。江西布衣曾巽初上《郊祀卤簿图》、《郊祀礼乐图》，武宗对此相当重视，亲自召其入对，并令尚书省和太常寺讨论郊祀事宜，最后决定在南郊天坛之外另筑北郊地坛，并以太祖成吉思汗配天，世祖忽必烈配地，武宗将亲自祭祀。但到至大三年（1310年）冬至祭天时，武宗因身体不适而遣人摄祀，一个月后就溘然长逝了。仁宗即位后，推翻武宗一切措施，地坛的修筑遂被取消，皇帝亲郊也被搁置，直到二十年后武宗的儿子文宗图帖睦尔才首次亲自祭天。
设省和林
武宗平定了海都之乱，窝阔台汗国灭亡，超过百万的难民涌入元朝辖下的漠北地区，所以经营漠北、解决难民问题成为武宗朝的重要政治问题。武宗登基后，就将和林等处宣慰使司升格为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同时拨发农具、种子、渔网、钱钞、粮食等，大力赈济和林人民，继续派汉军前往和林屯田。仁宗时改为岭北行省，元朝行省制度正式完备。
营建中都
武宗即位第十天，就下令在旺兀察都（今河北张北）兴建元中都。关于兴建中都的原因，被归纳为个人权威说、交通要道说、战略地位说、纪念先辈说、自然风貌说、政治因素说和综合因素说这七种说法。行宫建成后，武宗又设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继续推进工程建设。不过由于武宗驾崩，中都的建设被叫停。后来武宗的两个儿子元明宗和元文宗就在中都行宫相会，明宗旋即暴死，而中都的营建也未被武宗的后裔们提上议事日程，遂永久搁置。
经济
武宗朝面临成宗时至元钞贬值、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再加上武宗滥赏滥封，中书省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为此，武宗没有采取减少开支和裁撤冗员的策略，而是在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再设尚书省，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理财。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朽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所以，武宗又下诏行铜钱，发行“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为了调控物价，武宗还整顿海运，以增加政府掌握的物资数量。自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10万石剧增至150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170—180万石。至大二年（1309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让海运粮数量再创新高。二年运出246万石，至者238万石；三年运出292万石，至者271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以征收酒税；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等等。这些措施同样也不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所以并未收到成效。
文化
武宗时期进一步推行尊儒政策。他登基两个月后，就下诏将在孔子的封号“至圣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遣使祭祀，以表尊崇，由儒臣阎复拟诏：“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孔子在历代王朝（除西夏外）中得到的最高级别的封号。随后，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将《孝经》翻译为蒙古文，献给武宗，武宗指示道：“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此外武宗还在至大二年（1309年）豁免儒户差役，以示对儒生的优待。
武宗崇儒只是虚尊而已，他真正崇尚的是藏传佛教，他不仅在修佛寺、做佛事，还出台优待喇嘛的政策，规定老百姓殴打喇嘛的砍手，辱骂喇嘛的断舌，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及时劝止。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喇嘛强买柴薪，卖家诉诸上都留守李璧。李璧正询问原因的时候，喇嘛们已手持棍棒冲入衙门，隔着桌案扯住李璧头发，拖到地上痛打一顿，又把他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很久以后才释放出来，李璧奔诉于朝堂，遇到大赦便不了了之。翌年又有龚柯等十八名喇嘛与诸王合儿八剌之妃忽秃赤的斤抢道，竟把王妃拉下车殴打，甚至对武宗也有不敬之语，事情报上后，武宗也下诏不加过问。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武宗朝对藏传佛教的纵容及其势力的强大。
此外，武宗对道教也加以优待，正一道教主、龙虎山天师张与材在武宗即位后来京觐见，武宗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对于曾给他取名的张留孙，武宗更是亲自召见赐座，升其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不久又加特进，为武宗进讲老子推明谦让之道。
武宗还于至大元年（1308年）禁止了白莲教的前身——白莲宗，起因是朝廷发现福建地区的白莲宗信徒在夜里秘密聚会，还娶妻生子，害怕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遂由武宗下旨禁断，这也是历史上对该教派的首次禁令。白莲宗领袖普度作《上白莲宗书》给武宗，请求解禁，武宗虽下旨抚慰，但并未收回成命。此禁令到仁宗继位后才解除。
外交
元武宗时，困扰元朝几十年的西北边疆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蒙古世界的几个汗国之间恢复和平。武宗即位前，就在漠北沉重打击了海都叛军，海都之子察八儿继承窝阔台汗国汗位，企图卷土重来，但他的重要盟友察合台后王笃哇决定向元朝投诚。武宗即位前一年率兵越过金山，对察八儿等海都余部进行致命性的一击，其后笃哇彻底抛弃了察八儿，窝阔台汗国的领土大部分并入察合台汗国。察八儿遂成为一条丧家之犬，流窜于金山山麓，月赤察儿严阵以待，察八儿走投无路，便率众归降元廷，于至大三年（1310年）入朝。察八儿入朝是武宗时的一大盛事，举朝欢庆，武宗将此事郑重地昭告太庙，并特设宴于大庭，还将元世祖以来所扣押的海都投下五户丝全部赐给察八儿，又为此给答己太后上尊号并赦天下。察八儿归降后，元朝与各汗国和平往来，再未发生战争（但与察合台汗国关系仍然紧张）。其中武宗在至大元年（1308年）派月鲁等十二人出使钦察汗国，册封术赤后王脱脱为肃宁王。
武宗时，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高丽前王王璋（忠宣王）曾在大都参与扳倒卜鲁罕、阿难答及拥立武宗的定策中，武宗继位后封他为沈阳王。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还应高丽之请，将征东行省的数百名官僚尽数撤回元朝国内，仅保留高丽王为丞相，此后元朝再也没向高丽派驻流官。同年高丽忠烈王王昛去世，武宗册封王璋为高丽国王，并给予他莫大的恩宠，从而密切了元丽关系。
武宗时，元朝继续保持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派尚书安鲁威到安南告即位。安南世子（实为国王）陈日㷃派使者奉表朝贺。使臣中有一个叫莫挺之的，在元朝与武宗君臣发生许多趣事，传为中越关系史上的佳话。至大二年、四年，安南又分别遣使朝贡。
历史评价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
明人何乔新：“史臣之赞武宗，谓其慨然欲创制改法而有为，斯言过矣。元之诸帝，安于旧俗，而不遵中华之法，非一日也。虽以世祖之英武，仁宗之恭俭，无能改于其俗，况于武宗视二君尤劣者乎！武宗在位四年，无一善可称者。沙的伶人也，以为平章；李邦宁阉竖也，以为司徒；教瓦班番僧也，以为学士承旨。它如进鹰坊之秩为二品，畀西域贾人以虎符，所溺者酒色，所好者游畋，斯岂有为之君哉！其所创改者，不过置尚书省、行至大银钞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岂为治之先务耶？使武宗果有志于创制改法，则当召用名儒，稽式古典，正彝伦、厚风俗、修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革左衽之陋；制雅乐，以变优价之声，庶几乎魏孝文、金世宗之所为矣。顾武宗性质凡下，岂足以语此哉？”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册曰：北藩入嗣，三宫协和；慨然创治，爵滥赏阿；贰省乱政，令教繁讹；有为何裨，变政已多。”
清朝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业，慨然欲创制改法；而封爵太盛多遥授之官，锡赉太优，泛赏无节。至元、大德之政，于是乎变。”
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武宗始以怀宁王总兵漠北和林，与叛王海都劲敌对垒，屡摧其锋，中间几濒险危，披坚陷阵，威震遐荒，可谓天潢之杰出，天授之雄武矣。入绍大统，谓有宏图，而始终误听宵人，以立尚书省为营利之府，何哉？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故小人欲变法，忌中书不便于己，则必别立尚书省以夺其权。阿合马、桑哥之徒相继乱政，毒流海内，是以世祖深戒前辙，不复再蹈。乃当席丰履厚之余，慨然欲变更至元、大德之旧。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多；锡赉太侈，而滥赏之卮漏。母后市恩左右，挠其恭俭，于是言利之臣迎合攘袂，以争利权。虽柄操自上，不至如阿合马、桑哥之甚，而仁心仁闻渐蔽于功利，几同于宋之熙、丰。故仁宗绍统，翻然诛殛，尽复旧章。盖变法不得其人，则不如勿药之尚得中医也。又考陶九成《元氏掖庭记》，则琼岛水嬉之华，月殿霓裳之艳，亦自帝大滥其觞，而《本纪》讳之，不载一字，亦英雄酒色之通病欤！惟授受之际，坚守金匮传弟之盟，虽有内侍李邦宁，怂恿离间，帝言：‘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斯则磊落光明，胜宋太宗万万。综计始末，固不失为一代之英主焉。”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论曰：武宗擐甲临边，至登大位，宜有雄武之风，而颓然晏安，惟鞠蘖芗泽之为乐，元业自是衰矣。遂至鼎鼐充庭，名器之贱如履。而欲后人惜其敝袴，得乎？易日负且乘致寇至，武宗启之矣。”
民国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海山汗滥赏淫威，非恭俭之主也。明知尚书省贰政病民，排众议而立之。更钞铸钱，将以理财，而财政愈紊，前史称其慨然欲有所为，然郊天、祀孔、亲享太庙诸虚文外，无足纪者。惟终身远铁木迭儿，虽以母后之命，不使得预朝政。由后校之，殆有所先见矣。若乃三宫协和，始终不受谗慝，其自处骨肉之间，盖亦有道焉尔。”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武宗舍其子而立仁宗，与宣公舍与夷而立穆公无以异。公羊子曰：宋之乱，宣公为之。然则英宗之弑，文宗之篡夺，亦帝为之欤？《春秋》贵让而不贵争，公羊子之言过矣。帝享国日浅，滥恩幸赏无一善之可书。独传位仁宗，不愧孝友，其流祚于子孙，宜哉！”
民国学者蔡东藩：①“武宗易喜易怒，若明若昧……夫以武宗之名位论，敦不谓其当立，然吾谓其得之也易，故守之也难。嗣位未几，即耽酒色，由是嬖幸臣，信淫僧，种种失政，杂沓而来。《书》所谓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者，匪特人臣有然，人主殆尤甚焉！故武宗非一昏庸主，而其后偏似昏庸，为君诚难矣哉！” ②“武宗在位四年，秕政甚多，惟孝友性成，不私天下，较之曹丕、萧绎，相去远矣！”
传统观点对元武宗海山的评价负面多于正面，甚至认为他是一名昏君。但近来的研究则越来越强调武宗统治的积极意义。2010年7月，由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张北县政府共同举办的“元中都与元后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河北张北县举行。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认为应将武宗朝政治置于元中期政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根据留存到今天的片段资料来看，武宗并不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他重构的以尚书省为代表的臣僚也并非“保守”、“落后”、“反汉化”的人物，而其所采取的措施是针对前朝积弊作出的改良，只是因时间短暂而未能得到充分贯彻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以“元中都与武宗政治”为题阐述了元武宗即位之初施行的滥赐、设立尚书省、发行至大银钞、建立中都等措施实际上别有用意，说明中都的建设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成宗去世后，仁宗抢先夺权，但慑于武宗的挑战，最终与武宗达成了“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协议。武宗构想了为争夺当时政治资源、逐步消除与瓦解仁宗集团影响的庞大计划，建中都只是这个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这次研讨会充分肯定了元武宗海山的历史地位，认为他是蒙元史上除成吉思汗、忽必烈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代帝王。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元武宗海山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的领导下，蒙古上下再次回到了东西和平、齐心协力的状态……已故忽必烈大帝的构想，在此时真正实现了……我们也不能忽视海山的作用，正是因为他有融贯东西的视野和资格，以及出类拔萃、受人爱戴的性格，才成就了现在这番大业。”他还指出：“海山在明白自己‘松散财政’和‘松散政治’的基础上，有意地想完成曾祖父忽必烈梦寐以求却未能完全实现的蒙古势力大统一。然而此时，海山的周围已然暗藏阴影，并且由两处之多。首先，是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另一处阴影出现在政权内部。”杉山怀疑海山之死不寻常，很可能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势力的谋杀，并认为海山死后，“虽说蒙古帝国东西和睦的潮流并没有因此停滞，但也绝没有再取得新的进展。海山欲将忽必烈的构想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实现的志向和希望，就此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