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鲁士大帝（前600年～前530年12月4日）波斯语：کوروش بزرگ；希腊语：Κύρος；本是伊朗西南部一个小首领，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而胜利，打败了3个帝国，即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统一了古中东部分地区，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特大帝国，当代伊朗人将居鲁士尊称为“伊朗国父”。
居鲁士大帝（现代波斯文：ㄆㄆ；传统译名为希腊语Κρο的拉丁文形式Cyrus的译音；是古代波斯帝国缔造者。波斯首位皇帝（前550—前530年在位）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印度河到地中海，从尼罗河到高加索。在自传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乃世界之王，伟大的王。”
公元前7世纪，在今伊朗西部居住着两个伊朗语部落群体，波斯在南，米底（又译米堤亚）在北。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一起摧毁了亚述帝国，米底从此号称帝国，成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波斯人成为他们的臣属。居鲁士就是波斯人与米底人通婚的后代。
居鲁士的离奇身世，被号称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详细记录在他的巨著《历史》中。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在一次睡梦中，梦见女儿芒达妮的后代将夺取自己的王位并成为亚细亚的霸主。于是，他决定将女儿嫁给地位较低且性格温顺的波斯王子冈比西斯，以便使女儿的后代失去问鼎米底王权的资格。但在女儿怀孕时，这位国王又被一个恶梦惊醒：他梦见从女儿的肚子里长出的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为防不测，国王决定外孙一降生就把他处死。
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居鲁士。他一生下来，就被交给国王的亲信大臣哈尔帕哥斯处理。大臣不敢自己动手，便把孩子转交给一个牧人，命他弃之荒野。牧人的妻子恰巧刚产下一个死婴，他们于是留下了居鲁士，用自己的死婴顶替交差。牧人的妻子叫斯帕科，在米底语中是“母狼”的意思，因此日后有传说称居鲁士童年时曾得到母狼的哺育。
居鲁士10岁的时候，和同村的孩子玩扮国王的游戏。被孩子们推举为国王的居鲁士，鞭笞了一个抗命的贵族之子。事情越闹越大，以至于国王阿斯提阿格斯亲自介入调查，居鲁士的身份终于被发现。宫廷祭司说，这个孩子已经在游戏中成为国王，不会再第二次成为国王了。阿斯提阿格斯终于消除疑虑，将居鲁士送回波斯。
在米底与巴比伦作战期间，居鲁士曾经率领波斯军队为阿斯提阿格斯作战，当时不到20岁的居鲁士以漂亮的骑兵奔袭闪击并夺取了巴比伦重镇哈兰。
居鲁士显然是一位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但这只是他一个方面，也许更显著的方面是他的宽厚传递的统治特征。他击败了企图谋害他的外祖父，但却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颐养天年。他打败了和波斯世仇的吕底亚帝国，但仍把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公元前560-546年或560-547年在位）当作一个帝王对待，对国王的忠告言听计从。他征服了巴比伦，在这里他的宽容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他来信军队不许扰民，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大帝下诏，准许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圣殿，并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从以色列圣殿中掠夺来的器皿还给犹太人。居鲁士大帝是他的那个时代的奇迹，是一位绝对令人佩服的君主。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人的首领，统一了波斯的10个部落。曾奉命处死居鲁士的大臣哈尔帕哥斯便开始与他联络，要他起兵攻打米底，自己则约为内应。原来，当初国王发现哈尔帕哥斯未杀死居鲁士，一气之下，把此大臣13岁的独生子杀死，并烹成菜肴，让哈尔帕哥斯当面吃下。据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这位大臣“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自制力”，刻骨的仇恨让他冷静思考如何报杀子之仇。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起义反抗米底。为了说服波斯人追随自己，他命令全体波斯人带镰刀集合，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将超过3公里见方的土地开垦出来。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居鲁士发出第二道命令，让他们在次日沐浴更衣后集合。居鲁士宰杀了他父亲所有的绵羊、山羊和牛，并准备了酒和各种美食犒劳波斯全军。第二天，波斯人聚集在草地上，尽情饮宴。此时，居鲁士问他们是喜欢第一天的劳苦还是第二天的享乐。听到大家都选择了后者，居鲁士说：“各位波斯人啊，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就会享受无数像本日这般的幸福；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就要受到无数像去日那样的苦役。”波斯人奉居鲁士为领袖，起兵攻打米底。
征服米底的战争持续了3年，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终于攻克了米底都城，正式建立波斯帝国。居鲁士属于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家族，因此他所创立的帝国也被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
波斯的西方强邻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日益强大，非常担心，想趁波斯立国未稳，出兵将它灭掉。在出征之前，他派人去著名的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祈求神喻，得到的神喻是：如果他出兵攻打，一个大帝国将毁灭，欣喜过望的他再次请求神喻，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一匹骡子变成米底国王，你这个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必须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既然米底国王永远不可能是一匹骡子，克洛伊索斯于公元前547年大胆出兵，攻打波斯。
克洛伊索斯焚毁了他遇到的第一座波斯城市普特里亚（今土耳其中部），闻讯赶来的居鲁士在这里与吕底亚会战（普特里亚战役）。吕底亚军队中配备长矛的骑兵在技术上占了上风，但居鲁士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并使用了新式武器高台炮车（也有说包括镰刀战车，但据学者考证，镰刀战车实际上应当出现于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是两次远征希腊失利后，波斯帝国应对希腊式密集重步兵队形的产物）。双方互有伤亡，未分胜负，克洛伊索斯于是决定退兵。
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居鲁士为了防止他集合更多的军队进攻波斯，竟然主动出击，攻入吕底亚本土。仓促应战的吕底亚人与波斯人决战于首都萨迪斯（今土耳其西部）郊外的辛布拉平原（锡姆伯拉战役）。吕底亚人仍旧想依靠长矛骑兵取得优势，但居鲁士却想出了妙计。他将随军运载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集合起来，配备骑手，走在军队的最前面，步兵和骑兵紧随其后。吕底亚的马队遇到骆驼，立刻转身逃窜。据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解释说，马害怕骆驼，在看到骆驼或闻到骆驼气味时就受不了。吕底亚人毕竟是西亚最勇武好战的民族，他们跳下马来和波斯军队肉搏。最终吕底亚人溃败，逃回萨迪斯城。
围攻两周之后，波斯军队攀爬绝壁，攻入萨迪斯，吕底亚王国灭亡。亡国之君克洛伊索斯至此才明白德尔斐神喻的真正含义：他出兵攻打波斯后被摧毁的正是自己的帝国，而骡子则隐喻居鲁士，因为他是波斯人与米底人的混血儿。
截然不同的命运
公元前546年春季，大量的犹太人依然居住在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巴比伦。他们的故土耶路撒冷已经被新巴比伦王朝的军队拆毁，圣殿也一同被夷为平地。至于他们自己，则被迫集体迁徙到两河流域的世界中心，成为新主人的国家奴隶。
这样的境遇对于犹太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近千年前的先知摩西，就带着一群处境类似的先民，从埃及出逃，摆脱了原先的法老奴隶身份。但这一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犹太人的数量在偌大的巴比伦城内似乎并不显著。他们的社区也被巴比伦本地人、新征服者迦勒底人和行商的腓尼基人聚居地所稀释。因而除了少数还说得上话的祭祀外，他们在实际上缺乏统一的强力核心。因此要摆脱这一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就需要外力的帮助。
也是在这一年，波斯帝国的军队已经攻克了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强国吕底亚。至此，建立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版图从扎格罗斯山脉以东，扩张到了爱琴海东岸。过去由米底、巴比伦和吕底亚三方瓜分的世界中心文明圈，如今已经有三分之二落入了他的手里。
不满足于此的居鲁士，还在策动更大规模的扩张。曾经支持他击败米底帝国末代君主的北伊朗贵族们，也需要更多封地和战利品来犒劳自身的付出。在这种形势下，居鲁士将南方的巴比伦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在条件成熟之前，他还需要解决很多周边的中小势力。
于是，当巴比伦的君主开始筹备即将到来的战争时，波斯帝国的军队正分兵两路横扫亚洲腹地。居鲁士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向东，征服伊朗高原以东的广大农牧混合生产区。帮助他上位的米底贵族哈尔帕哥斯，则率领一支由米底人为主的偏师，继续在小亚细亚沿海活动。前者将在数年内征服呼罗珊、锡斯坦、巴克特里亚和河中，兵锋直指印度河流域。后者则在这段时间里，逐个击败那些分布在沿海的希腊城邦和其他一些民族团体。
当犹太人继续在巴比伦的淫威下祈祷时，他们未来的救世主还在千里之外的广袤战场上，迎战使用各种武器与战术的敌人。这样连续不断的锤炼，将波斯军队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
作为新巴比伦帝国的末代君主，那波尼德斯从继位起就遭遇内外交困。强势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给他留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到波斯湾之间的庞大政体。也为后来者带来了几乎环绕四周的众多对手。
在波斯帝国突然崛起之前，巴比伦人就要在北方的亚述平原，迎击米底帝国的挑战。双方曾经在掀翻亚述帝国霸权的起义中，合作愉快。但随着共同的敌人败亡，两股新势力间的冲突，很快就孕育而生。两河北部的战略要地就是首当其冲的目标。结果，还在米底军中服役的居鲁士，在这里第一次体会到了战胜敌人的喜悦。
丢失战略要地的巴比伦人，很快在居鲁士领导的波斯起义中，再次出兵。他们北上亚述的军队，成功地吸引和分散了米底宫廷的注意。但那波尼德不曾料到，新的波斯帝国比过去的米底人更具有扩张性。分布在他们四周的古国埃兰、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和吕底亚，都迅速倒下。任何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波斯军队的南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波尼德的另一个困扰就发生在巴比伦城内部。自汉莫拉比的时代开始，掌握宗教特权的祭祀阶级，就是巴比伦当地最顽强的一支势力。祭祀阶层同军事贵族间的矛盾，也经常帮助外敌从内部蛀空权力的根基。纵然有尼布甲尼撒时代迁入的大量外族人，国王依然无法树立起可以与祭祀阶层对抗的核心力量。
心灰意冷的那波尼德，甚至诉诸于扶持新的宗教势力。他一眼相中了南方沙漠边缘地带的新教派，后者的信徒基本上是与迦勒底征服者同出一系的阿拉米人。结果，堂堂巴比伦国王，经常远离自己的王城，委身于西南方的纳巴泰城市。当地还是古代乳香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可以为巴比伦提供数额巨大的收入。因此他不断给那里的神庙捐款，并鼓励当地祭祀在巴比伦之外的很多城市布道。
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势打断，那波尼德的计划可能会收获成功。但掌握财富与关系网的巴比伦土生祭祀们，并不会坐以待毙。而虎视眈眈的波斯人，也没有给那波尼德以足够的时间去整合内部资源。
公元前540年秋季，居鲁士已经完成了对亚洲各周边区域的战事，并为对巴比伦的战争筹备了大量粮草物资。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围绕波斯人的核心力量被征集起来。这些举动显然也逃不过南方巴比伦人的眼线。
经过将近12年的打拼，波斯帝国军队的作战模式在当时基本定型。以步兵起家的本族军队，由大量熟练使用复合弓与投矛的山地步兵组成。他们还配有盾牌、战斧和短剑，帮助进行肉搏。战场上，这些波斯步兵习惯于组成10人纵深的方阵横队，由前5名士兵负责肉搏，后5名士兵进行投射掩护。和他们装备类似的米底人、希尔卡尼人往往布置在其左右。希腊人和亚述人重步兵则成为重要的近战补充。
相比之下，此时的波斯骑兵数量不多，战斗力也算不上强。居鲁士军队中的骑兵主要由米底人和更为北方的游牧部落来担任。他们受斯基泰骑兵影响，广泛装备了致命的草原复合弓。菁英骑兵则装备全套护甲，并会给自己的战马也配备当胸一类的护具。他们既可以用长矛和战斧近战，也可以投掷标枪并弯弓射箭。这是南方巴比伦人军中，所没有的重要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不少来自小亚细亚山区和内亚腹地的军队也在居鲁士麾下。他们中既有善于使用标枪作战的游记步兵，也有同样使用复合弓与短矛的中亚弓箭手。更有各自民族领袖提供的骑兵做补充。很多装备不佳的苦力与差役以工兵身份加入军队，为新一任世界之王打造攻城器械、修筑交通要道。支撑整支大军后勤的畜力队伍，则从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埃克巴坦，绵延到幼发拉底河以西。
巴比伦人的军队则要传统的多。作为从南方荒漠地带来的蛮族后裔，建立王朝的迦勒底人在实际上接受了一整套亚述帝国的军事制度。主力重步兵使用巨大的盾牌掩护正面，并以纵队百人厚度的纵队发起冲击。精锐的披甲弓箭手在两翼进行攻击，并得到轻装长矛手的保护。巴比伦本地以盛产弓箭手而著称，因而在他们的军中也不缺乏大量的投射火力。
但和波斯人占据优势的骑兵部队相比，巴比伦军队的同类型部队就非常不堪重用了。作为弥补侧翼机动力量不足的老办法，亚述人留下的驷马重型战车依然会被委以重任。这让他们在野战中非常吃亏。
当然，从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时代开始，巴比伦人就一直在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骑兵羸弱的困境。类似中国古代长城的防御工事，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岸一直修筑到西面的幼发拉底河为止。这段长城将美索不达米亚一分为二。因最初被用于抵御米底帝国的骑兵队伍，被形象地称呼为米底长城。在整段工事的前面，还有一条方便内陆水运而开挖的运河掩护。
如果波斯军队从亚述平原的基地南下，米底长墙会将他们严严实实地挡住。在那个没有弩炮和投石机的年代，笨重的冲城锤和冲车，都需要度过运河，才能发挥作用。任何发起强攻的敌军都会在守军的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
居鲁士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军队在攻坚战中磨损太多。尽管他手中不乏来自吕底亚、希腊和亚述的工程师，却还是别出心裁地进行了分进合击。
这一年，波斯军队开始在伊朗高原西北部的金德斯河进行了大规模土工作业。那里也是底格里斯河的重要支流。居鲁士原本准备让军队用皮筏和架桥的手段渡河，但在自己轻率的骑马入水后，发现河水过于湍急。于是他下令在两岸挖出了多达360道壕沟，将河水逐渐排出去。整个工程期间，另有一支由仆从为主的波斯军队，从北方直接南下，同巴比伦人的守军沿着米底长墙对峙，吸引对方注意。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39年的秋季，完成土工作业的波斯军队迅速越过金德斯河南下。驻守在米底长墙一带的守军惊慌失措，处境就和两千多年后被德军迂回了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人一样无助。居鲁士的部队渡河南下后，很快抵达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与米底长城防线隔河呼应的欧比斯城。这座城市是巴比伦人防御长墙防线侧翼的一个重要据点。由于担心波斯军队绕开这里，守军主动出城迎战。
之后发生的欧比斯战役，成为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巴比伦军队以传统的亚述军阵布置，用战车和轻骑兵掩护侧翼，利用重步兵的中心突破来击穿对方防线。但笨重的战车很快就遭到波斯与米底骑兵的夹击，并被迅速击败。掩护战车的轻骑兵也被伊朗铁骑们杀得四分五裂。波斯步兵的各种中远程火力，也成功压制了巴比伦人。当轻步兵被击溃后，坚持作战的重步兵纵队就陷入了波斯各族部队的包围。纵然有重甲和大盾牌的护卫，也无法在体力消耗后继续维持严密的队形。
最终，欧比斯城的守军主力被屠杀殆尽。米底长墙的侧翼防御被彻底击溃，整段工事上的守军都将成为瓮中之鳖。那波尼德随即下令全军从北方撤退，自己则带着主力军队北上救援。居鲁士则成功越过底格里斯河，同仆从军们汇合，迅速向南追击。
但巴比伦军队的反应速度还是超出了居鲁士的估计。在那波尼德率领的主力军队赶到后，他们又在南方的西帕尔附近建立了第二道防线。守军用就地挖掘的泥土，迅速构筑了一条新的临时长墙，并用挖掘出的壕沟作为掩护。居鲁士只得再次进行迂回作战，在留下仆从军进行仰攻后，带着最精锐的部队渡过幼发拉底河，直接杀向巴比伦主城。
公元前539年秋末，波斯军队准备包围世界第一大城市——巴比伦。但他们却发现这座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雄伟城市，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有限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那波尼德将大量的军队带去了北部防线，但留在城内的守军和临时动员起来的民兵，依然在数量上多过波斯人的快速前进分队。何况巴比伦本身的防御设计，也是那个时代最好的。
在波斯人拿下巴比伦城后一个世纪，古希腊历史学者希罗多德曾拜访过这座威名远播的大城。当时的巴比伦虽然已经因为屡次反叛而被波斯人拆除了防御设施，但留下的巨大遗址还是让古希腊的历史之父惊叹不已。
整座城市以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横跨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由泥砖和沥青建造而成的城墙不仅高耸而且厚实，其宽度足以让一辆驷马战车在城墙上奔驰。为了保护自己的城墙不被外敌攻占，城墙上的塔楼往往沿着城墙的前后两侧成双成对的建造。这样的严密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
在宽广的护城河内，是8座以城市信仰的神的名字来命名的城门。城门本身由青铜浇筑，非常坚固。最大是以巴比伦的战争和生育女神伊西塔命名的北门。此门毗邻幼发拉底河，连接护城河的河道宽达1里，也正好从这个门的边上贯穿全城。由于此门的重要性，尼布甲尼撒二世曾三次对这个门的设施进行修缮，筑起了四个塔楼组成的防御网络。
至于城市的内部，还有譬如王宫和主神马尔杜克的神庙，这类承担卫城要塞职责的坚固建筑。城里平均高度可以达到3-4层的普通住宅和复杂的街道都是守军进行巷战防御的有利依托。因而，要拿下巴比伦，强攻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巴比伦城也难以出现很多超级大城市所会面临的物资匮乏。除了城里的储备物资，内城的东面、北面和南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农产区。这些田地由外城的坚固城墙所保护。即便被包围，巴比伦城内依然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当地的优质耕地可以确保小麦的收成达到种子的200-300倍之多。无花果、橄榄、葡萄以及枣椰子树，也可以提供各类其他口粮。
既然强攻与围困都效果不大，居鲁士便只能采用手段智取。波斯军队开始在在城市的北面和东面挖掘壕沟，随后再用壕沟内挖出来的土堆砌成了好几座大土堆。在这些土堆上，波斯人将几辆两层楼高的重型战车推了上去，对付巴比伦城墙上的弓箭手。在靠近河岸的伊西塔门附近，居鲁士命人砍伐了大量棕榈树，制作成了攻城塔。这一切在守军看来，都是波斯人要准备进行强攻了。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护城河的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每当夜幕降临，居鲁士就会派遣一些战斗力不强的部队去北面的河床边上挖掘新的壕沟。其中一条最大的成为了泄洪的引水渠，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都向着附近的一大片沼泽地引。这片沼泽地原先是巴比伦人为了泄洪而引水形成的一个人工湖，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片人工湖渐渐荒废成为沼泽地，这时又成为了波斯军队挖壕沟泄洪的最好蓄水池。由于此地不在巴比伦城的视距范围内，工程又多在夜间进行，所以巴比伦城内的守军一直浑然不觉。
不久巴比伦城的宗教节日来临。在守军和市民在美食和酒精的帮助下进入欢乐不眠夜之时，波斯军队打通了壕沟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随着水位的急速下降，居鲁士也分兵两路进攻城市。一支偏师被派到了西面去攻击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西城区，而居鲁士带领着最精锐部队迂回到了城市的南面，准备从他们没有设立封锁区的那段河道钻入城墙之内。
波斯军队沿着宽阔的河道，走过没有关闭的闸门，而早已与他们勾结的祭祀集团，马上将他们迎入城内。西面的偏师也乘机一起攻击，在内应帮助下拿下了防御薄弱的西城区。讽刺的是，由于狂欢的噪音和城市太大，东城区的巴比伦人还没有意识到西城区已经陷落。当波斯军队接着攻入东城区的街道的时，城里的军民才发现已经大难临头。入侵者在自己的箭矢上涂抹了棕榈油，点燃后射击房屋的木质部分。伴随着熊熊烈焰，波斯军队的攻势席卷全城。
混乱中，那波尼德带着一支部队从城市的东门回到了巴比伦。由于不确信波斯迂回部队是不是一支分散他注意力的小分队，这位国王带回来的部队非常有限。在遭到波斯大军的迎头痛击后，一行人躲入了王宫据守。
这时，对国王多有不满的巴比伦祭祀阶层，继续发挥效果。他们献出了自己的马尔杜克神庙，接着从里面打开了王宫大门。波斯人蜂拥而入，那波尼德的随从和卫队被杀红了眼的入侵者一扫而空，国王的儿子伯沙撒被杀，国王本人被俘。盛极一时的新巴比伦王国，也就此寿终正寝。
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后，马上和城内的祭祀达成了共识，将那波尼德曾经怠慢多年的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再次扶正。作为回报，居鲁士被祭司们宣布为神的使者和巴比伦之王。着恢复城市运转的工作就得以展开，被波斯人攻击中打坏的城墙和城门离开始整修。所用的资金来自那波尼德留下的国库，接受雇佣的工人也是巴比伦本地人，所有事情仿佛又逐步回到了辉煌的往夕。
之后，居鲁士又以巴比伦之王的身份命令余下的巴比伦军队停止抵抗。三周后，坚守在北方防线的军队开始投降。完成缴械的他们，从北面的伊西塔门回到城内。居鲁士则马不停蹄地向巴比伦控制过的各地派遣军队，叙利亚与黎巴嫩海岸成为了重中之重。当这些城市接连投诚后，居鲁士又开始分配不同民族的军队到当地驻守。巴比伦城内的犹太人，开始映入他的眼帘。
对于犹太人而言，居鲁士的征服和统治手腕，堪称从天而降的福音。奴役他们的巴比伦王权被摧毁，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波斯人统治帝国的重要棋子。居鲁士解除了对他们的囚禁，让他们全部返回故土定居。
这些犹太人在新的大王政令下，开始重建圣殿与耶路撒冷，并压制了留守当地的本土犹太人后裔，成为了圣地的实际控制者。这个重建的新犹太王国，在波斯帝国时期都是帝国主人的忠实盟友。他们将居鲁士奉为救世主，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也为波斯后来在埃及的统治，支援了不少驻军。《圣经》《以斯拉记》所载的古列王就是居鲁士。
波斯的威胁总是来自东西两边，但它没有能力在两线同时作战。在西线稳定之后，居鲁士才得以抽出精力对付来自东北方的游牧人。公元前530年，他出兵征讨里海东岸中亚广阔草原上的马萨格泰人。他们由寡居的女王托米丽司统领。
居鲁士扎下营盘，只留部分军队守卫，自己带领大部队悄然后退。马萨格泰女王的儿子率部劫营，杀死留守的波斯军人后，在原地饮宴。居鲁士回兵歼灭敌军，俘虏了女王之子，王子羞愤自杀。女王派使者告诉居鲁士：“我凭着马萨格泰人的主人太阳发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的。”
双方的大战是居鲁士一生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双方弓箭手射完所有的箭之后，两军展开肉搏厮杀，最终的胜利属于马萨格泰人，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马萨格泰女王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割下他的头颅，放进盛满血的革囊。她以此实践自己的誓言，让居鲁士“饱饮鲜血”。
后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他打败了该部落，运回了其父的尸首。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德（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
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居鲁士的死亡有四种说法：（1）据希罗多德所说，他在马萨革泰人交战中阵亡；（2）据巴比伦僧侣贝洛苏斯在关于巴比伦历史的著作中说，他是和里海以东的达黑人交战中阵亡的；（3）据希腊医生、作家克特西亚斯所著《波斯志》（Ctesias，persia，共23卷，其中1-3卷为亚述史，4-6卷为米底史，其余为波斯史，止于公元前398年；原著失传，仅留断片）说，他是在与德比克人交战时身负重伤，死于营中；（4）据色诺芬所著《居鲁士的教育》说，他并非战死，而是在正常情况下终其天年的。近代研究者大都以为希罗多德所记居鲁士战死的情形不可信。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心，这一地区的发展沿着从城邦到地区性王国到洲际大帝国的轨迹前进，波斯帝国是上古中东诸文明的集大成者，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它的出现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的总结。它的创立者居鲁士以其一生不断的征战、征服和他对被征服者的宽容而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印记。
在公元前7世纪的伊朗高原上，生存着两个同文同种的部落群体，分别为米底和波斯。米底首先强大起来并建立了国家，并在公元前612年伙同新巴比伦王国一起灭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波斯也成了它的附庸。
正当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正在享受着作为一个大国国王的无上威权之时，却突然被一个恶梦所震撼：他的已嫁给波斯首领的女儿将生出一个夺取自己王位、灭亡自己国家的亚洲霸主。不久，他的女儿便生出一个男婴，就是居鲁士。阿斯提阿格斯命令手下将居鲁士处死，但在一对奴隶牧人夫妇的保护下摆脱了大难，并被这对夫妇抚养成人，直至回到波斯继承首领之位。
这则比传奇小说还传奇的故事出自大手笔希多罗德，尽管起真实性颇为可疑，但后人已将它同居鲁士的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了。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首领，并统一了波斯10个部落。刚刚获得统一的部落联盟通常具有强大的扩张性，而在一个杰出的首领领导下更是如此。居鲁士将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对准了他的外祖父之国。经过三年的战争，并在米底大臣哈尔帕哥斯的策应下，于公元前550年攻下了米底的都城，历史上以这一年作为波斯帝国的建国之年。在此后的几年里，居鲁士又征服了埃兰、帕提亚、亚美尼亚等小国。当时的西亚除了米底之外，还有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两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大国。波斯的崛起打破了西亚的势力均衡局面，使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感到寝食难安，他拉上了一班盟友，包括小亚细亚诸城邦和希腊的斯巴达城邦等，决定“教训”一下波斯这个他眼中的暴发户，埃及也站在他的一边。公元前547年，克洛伊索斯率大军进攻波斯的卡帕多细亚，居鲁士派军援救，在波斯一方略占优势的情况下迫使克洛伊索斯退军。
在这种情况下，居鲁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转守为攻，不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直逼吕底亚的心脏地带。在进攻过程中，居鲁士祭出了秘密武器——骆驼军，因为马害怕骆驼，吕底亚的骑兵很快溃败，被迫以步兵应战。波斯军队攻入吕底亚都城萨迪斯，灭掉了这个号称尚武的国家，并乘势灭掉了与吕底亚结盟的小亚细亚希腊诸城邦。
此后一段时间，居鲁士转头向东发展，征服了中亚南部包括今阿富汗一带的地方。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将矛头指向了新巴比伦王国。两河流域是西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当时著名的“粮仓”，但其民比较文弱怯战，历史上遭到四邻侵略远多于向外扩展。如果说与吕底亚的战争充满了惊险血腥的话，对新巴比伦王国的战争则意外顺利，一路绿灯，很快就占领了大名鼎鼎的巴比伦城。地中海东岸地区也随之归附波斯帝国。居鲁士随后将波斯帝国的首都迁到巴比伦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成为"宇宙四方之王"。
面对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居鲁士没有过多地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欲望强加于被征服地区。与他之前的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的尼甲布尼撒相比，他的确是非常宽容的。他在被征服地区实行宽松的自治政策，除了承认波斯帝国的最高统治特权之外，各地旧有的法律和统治机器都被保留了下来，米底、吕底亚、巴比伦的贵族仍然保有原来的特权。在宗教方面，他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神庙拜祭，安抚祭祀贵族，保护他们的特权。他最广为传颂的事迹是允许被新巴比伦王国强行迁徙至巴比伦境内的犹太人返回家园，并支持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犹太教神庙，并因此被《圣经》称为“上帝的工具”。居鲁士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地方宽容政策，成为波斯帝国立国的指导思想被他的后继者们贯彻下去，使这个看来松散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居鲁士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已经“乐此不疲”了，即使他到了花甲之年也壮心不已。他可能准备攻打埃及，但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必须先解除中亚游牧部落的威胁。公元前530年，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里海东岸草原的马萨格泰人部落，开始进展顺利，擒杀了马萨格泰王子。但随后与马萨格泰主力军的决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有东道主优势的马萨格泰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波斯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他的头颅被马萨格泰女王割下来，放在盛满血的革囊里。以中国传统的观点，居鲁士算是“不得善终”，但对于一个一生不知疲倦的战士来说，马革裹尸是对他的一生的最高奖赏。
波斯帝国的壮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居鲁士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手中继续扩展并达到顶峰，完全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格局。波斯帝国的崛起还有另一个历史意义，就是确立了印欧语系人种在中东地区的统治，曾经辉煌的闪米特等其他人种不得不接受长达12个世纪的印欧人的统治。
波斯帝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帝国，它的每一项制度都对后世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居鲁士在《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中居显要位置的原因。不过，波斯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在世界上早已不复存在，而它对后世影响重大的各项制度主要由大流士一世所确立，这是居鲁士在《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中的位置居于大流士之下的原因，不过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居鲁士名列86位，而大流士未能上榜。
居鲁士在位29年（约公元前550～前530年），但最后究竟是怎样死去的，却始终是个历史之谜。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在占领巴比伦之后，转而向东北进军，以图降服中亚的游牧民族。希罗多德说，这是“蛮人”（非希腊人）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波斯军队大部分战死，居鲁士本人也战死在疆场。战斗结束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斯为报子仇，用革囊盛满人血，然后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将其首级割下放在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
然而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很快打败了马萨革泰女王，并抢回了父亲的遗体。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在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一段铭文当代仍清晰可见：“我是居鲁士王，阿契美尼德宗室。”
祖先
曾祖父：泰斯帕斯
祖父：居鲁士一世
外祖父：阿斯提阿格斯
父母
父亲：冈比西斯一世
母亲：米底公主芒达妮
配偶
卡桑达涅皇后
米底公主阿米蒂斯
子女
冈比西斯二世
巴尔迪亚
阿尔杜司托涅
阿托莎
罗克塞妮
居鲁士立下了如此丰功伟绩，以致在他死后波斯帝国还在继续扩张。事实上它持续了大约200年，直到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在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斯所统治的国家均太平无事，繁荣昌盛。
评价居鲁士的影响，我们在脑子里应该记得，如果没有他，他所成就的事业就不可能发生。公元前620年，即居鲁士出生前一个世纪，没有人能猜测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波斯地区会统一于一个来自伊朗西南部的部落。故居鲁士是那种确实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少数人之一。
在历史上，当某一个国际格局长期处于平衡状态，并在平衡中集体消沉腐化下去的时候，一个新生力量突然出现，在原来格局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极容易形成多米诺牌效应，原来格局中的国家会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新生力量的脚下。波斯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最早的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例子还将不断出现。
人类历史上皇帝万万千，但能称大帝的却廖廖无几，而居鲁士就是其中之一。古波斯帝国百余年的辉煌都和这个名字有关，可以说是上天的莫大的眷顾。
拿破仑曾经说过，“盛名无非是盛大的喧嚣而已，喧嚣越大，传的越远，什么都会消失，只有喧嚣声继续存在，并在后辈儿孙中传扬。”其实他的喧嚣是铁和血的喧嚣，是妻子的悲伤，是父母的眼泪，是人类文明的呻吟。居鲁士大帝没有这样的喧嚣，他的盛名来自他的宽容。他的宽容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他严令军队不许扰民，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历代巴比仑国王掳掠来做奴隶的各民族人民释放，并派军队护送他们回故乡，还以人力物力支援他们重建他们的家乡和文明。这其中就有曾被称为巴比仑之囚的以色列先民，正是居鲁士大帝使他们回到了那快“流着奶和蜜的宝地——迦南”，也正是居鲁士大帝帮助他们重建了耶和华圣殿，重建了犹太教，居鲁士大帝的事迹也因此而载入圣经。而在他那个时代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就是烧杀和掠夺，“没有钱的就要他的妻子，没有妻子的就要他的脑袋”。居鲁士大帝是他那个时代的奇迹。因为他宽容。
历史上一次次征服，无不伴随着哭声，泣声，坍塌声。征服者盛大的喧嚣背后，是一个个人类文明的沉寂。居鲁士大帝征服了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文明，但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毁灭沉寂，反而发扬光大，而那些本已消声匿迹的文明也因此而得以重生，居鲁士大帝的行为已很难再用帝王心术来解释了。与其说他是一个文明的征服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文明的崇拜者。
居鲁士大帝没有什么盛大的喧嚣，但后来人却记住了他，称呼他时总要说居鲁士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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