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蔡锷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另有说法是：蔡锷出生于湖南邵阳市洞口县今水东镇杨湾村大坝上）一户贫农家庭（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幼年在私塾读书。13岁考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是，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攻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
《南乡子·题蔡锷》
蔡锷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要实行“军国民主义”，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孙中山：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天下：
1、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2、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沙时特拜谒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他的救国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告诉大家蔡锷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他说：“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中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中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民国报人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蔡锷”一则里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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