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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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为抗击东北鼠疫做出重大贡献。并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概念、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预防传染病。
1910年11月9日，哈尔滨地区突发鼠疫，灾祸首发于傅家甸(今道外区)。鼠疫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这是发生在哈尔滨的第一次大鼠疫。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哈尔滨租界华俄公议事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严防疫病传染的办法。当晚参加会议的有俄提督罗柏，中东铁路医官、巡警总办自治会议长毕尔克，华董张伯源、冯云祥等。毕尔克首先通报了鼠疫传播情况。
鼠疫自10月17日由满洲里传入中国后，十余天即传播到了扎兰屯。11月9日的早晨，在秦家岗（南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便有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名中国人就是前三天由满洲里来到哈尔滨的。为此，华俄当局开会从速制订防治方法，并拨款先设验疫所。对此，参加会议的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聘用医生2人，助理医生8人，华人通译（翻译）1人。对于所聘用的医生，要求每天都要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并会同中国商会附设之同仁医院派医生随时指导华人打扫自家卫生，以防传染。同时印刷大量的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家各户。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薄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疫情发生以后，当时从奉天派来两名西医前来处置，但是他们能够调动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与之同来的护士。大多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伍连德后来回忆：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旧时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
当时也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就在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正是鼠疫杆菌。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初到哈尔滨时，姚医生也向他坦陈了他的观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他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杆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为了成功地执行分区防疫计划，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城外俄国一家空旷的面粉厂里，任务是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严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在接受防疫培训后，被分配到防疫局医生直接控制的4个分区和防疫站。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后来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有人总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新年后，粮台一带(今道外八区体育场)铁路线上停靠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
伍连德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在后来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他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对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链条，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规模自然就会被控制住。”马学博研究员介绍。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经用过铁路车厢做临时病房，但是“用120节车厢这么大规模，防疫历史上从没有过”。
当时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这里聚集了大批从山东和直隶两省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当时正值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当时也有人强烈要求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交通，但未被采纳。
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1月15日，陆军部更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当时天津卫生局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的章程，甚至要求连进贡的贡品也必须检查。
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运到坟场。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不要说深挖洞，就是想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尸体也都被随意弃之于坟场地面上，已经至少6周有余。伍连德注意到，这些尸体各种姿势都有，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坐姿，这大概是因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来，而他们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做了最后取暖的努力。
当时的伍连德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伍连德凭借直觉，感觉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时间去做实验证明这一点。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马学博说。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
可是伍连德也知道，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不过，伍连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这一点也进展得异常顺利——他让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看那可怖的场景，他们便一致同意。于是，当伍连德给清廷上书，请求颁布准许火葬的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1月30日，他们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起来——伍连德后来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处理方法：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够装500具尸体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伍连德后来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对于伍连德如何以专业精神以及敬业之心，指挥这场鼠疫，《远东报》的一则评论也许能最充分地体现：“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当时，俄国防疫部门的相关人士也在旁观看了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1月31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
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伍连德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大年初一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哈尔滨鼠疫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经过努力，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
当时，整个东北没有多少西医，在哈尔滨、长春等地，中医自愿参加防鼠疫的很多。由于他们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所以在防疫中殉职的比例非常高。
这场罕见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花费白银一千万两。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这一年，伴随着各地报馆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无论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还是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几百份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满洲鼠疫，以至于郑孝胥也感慨“竟成世界新闻”。伍连德自然一举赢得广泛的赞誉。《远东报》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士连德之力。”
伍连德：祖籍广东，1879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17岁他获得了女王奖学金前往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伍连德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1910年年底，东北鼠疫爆发，清政府急电召伍连德赴哈尔滨调查处理疫情，伍连德乘马车入傅家甸。出任防疫总医官。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他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20多所医学院校。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他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他是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的推广者。
伍连德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医生，与扎博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他们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回国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参加大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清政府出资10万两白银。梁启超也对伍连德称赞：“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
1918年1月，伍连德提议建立一所大型医院的建议，被政府批准。在为该院筹款过程中，伍连德自己捐了2500元。同时他全权负责总管筹建：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4年，受张作霖委托，伍连德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医院。
除了建医院之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1951年，当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伍连德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了学会。
自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之后，中国又爆发了几次鼠疫，伍连德觉得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1926年，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这个学校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沪之战中被炸毁。伍连德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回到家乡后，伍连德开了一个诊所。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
外务部右丞施肇基
1910年施肇基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进入清政府外务部核心领导层。施肇基与伍连德密切配合，在四个月内力挽狂澜，成功消灭东北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东三省总督锡良
锡良，男，时任东三省总督。
殉职人员
梅斯尼（Mesny.G，？-1911年1月11日），法国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
嘉克森，来华不到3周、年仅26岁的苏格兰医生；嘉克森去世后，专程赶到奉天来认领骨灰的亲属将清政府发给的1万元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捐作修建奉天医科大学之用。
仅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而在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职。
温兆伦主演的电视剧《浴火危城》，2012年12月12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
著名作家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国士无双伍连德》，王哲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2007年；
首次中西医论争
中国医学史界普遍将1913年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废除旧医案和1950年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的提出，作为近代三次中西医论争的标志。其实中西医论争早在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之前的两年（即1911年）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次论战的缘起，正和伍连德在东北狙击鼠疫有关。由伍连德主导的新医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国人的生活，旧医在民间的诊疗活动因与新医防疫方式格格不入，遂遭到新学派的指责和嘲讽，《大公报》首先发难，抨击旧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最具“观赏性”的当属狗屁猫尿一战。
传统医学须融入现代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的复兴，和其他学科一样，必须走科学化、现代化道路，其实和后来提倡的中西医结合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传统医学融入到现代医学中去。使中西医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对中医的现状听之任之或者简单地废除中医。
促进中国科学化医学实践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在今天哈尔滨道外区傅家甸一地，当时就有7名旧医死亡。其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的老婆因为害怕家人被隔离，居然将他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