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榜中榜

西汉角形玉杯是西汉时期制作的玉器，于1983年在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现收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该器物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壁厚0.2～0.3厘米，重372.7克。杯形如兽角，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它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查看详细

铜屏风构件5件是一套5件西汉青铜器，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分别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这五件铜屏风构件做工精致，形象生动逼真，展现了当年南越国的风土人情和南越王本人的情趣爱好，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重要文物，是当之无愧的国宝。查看详细

丝缕玉衣出土于南越文王墓，是西汉时期文物，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其特色是上衣采用对襟形式。出土时玉片散落在地，经三年时间才修复完成，现收藏于南越王博物院。查看详细

南越王铜句鑃是1983年在南越王墓东耳室出土， 现藏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打击乐器，表面都阴刻着两行平行的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在这八字铭文的正下方，还分刻有“第一”到“第八”的序号，与其大小正好对应，且大小和重量依次递减，最大的通高64厘米。勾鑃与铙、镈、钟等一样都是打击乐器，不同的是它的正位口子朝上，需要倒插在木架座上。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发现青铜勾鑃，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查看详细

错金铭文虎节是南越时代一件调动车马的信符，出土于南越文王墓，高11.6厘米，长19厘米，厚1.2厘米，造型生动有趣。铜虎为一扁平板虎，昂首挺胸，呈蹲踞之势；它露齿张口，弓腰瞪眼，威风凛凛，十分气派。器身布满贴金虎斑，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为执行王命的凭证，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错金铭文铜虎节，十分珍贵。查看详细

西汉“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出土于南越文王墓主人的胸部位置，被称为南越王墓的“镇墓之宝”，是我国考古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文帝行玺长3.1cm，宽3cm，通高1.8cm，重148.5g。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查看详细

“蕃禺”汉式铜鼎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鼎器最早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器，后来成为政权地位的象征。南越王博物院馆藏有7件“蕃禺”铭铜鼎，这7件蕃禺铜鼎有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古代的蕃与互通，蕃禺即番禺。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这几件“蕃禺”铜鼎说明广州建城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查看详细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出土于1983年，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是一件具有极高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文物。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龙尾和前爪伸向外圈，而凤鸟完美的站在龙的前爪之上，把龙凤所代表的钢阳与柔美完美结合。它不仅是南越文王墓中的珍贵陪葬品，也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器形图案还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查看详细

西汉船纹铜提筒是一种盛储器，可用来储酒，它在古代越族生活的地区非常常见，亦是南越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广州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大小不一的铜提筒共9件，随葬时大小相套，只有这一件提桶有四组船纹，现收藏于南越王博物院，是南越王博物院国宝文物。这件精美的船纹铜提筒，图画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此外还有海龟、海鱼、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提敌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查看详细

蒜头纹银盒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舶来品，其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金银器的风格。蒜头纹银盒出土于南越王墓墓主棺椁的足箱中，是必看的南越王博物院展品之一。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揲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每圈各两排，每排26枚，排列紧凑而精致。蒜头纹也称为凸瓣纹、裂瓣纹、花瓣纹等，是西方纹饰风格。查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