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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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历史
兴建时期
桑披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在五世达赖洛桑嘉措的倡导下，由乡城本地高僧若·崩公本洛与五世达赖派遣的蒙古军官吉布康珠在噶举派甲夏寺的原址上兴建。是东藏最大的黄教寺庙之一，与理塘的长青春科尔寺、中甸的噶丹松赞岭并属于格鲁派在康巴地区兴建的十三座寺庙。
兴修桑披寺的这一历史事件在民间传为：若·崩松本洛是乡城水洼南那岗寺庙的主持，南那岗寺属格鲁派，由于当时倍受其它教派的欺辱，他便亲赴西藏向五世达赖状告其它教派。于是，五世达赖遣派蒙古军官吉布康珠到乡城整改寺院教派。
吉布康珠到乡城后，便将硕曲河流域大大小小不同教派的108座寺庙全都纳入了桑披寺，并把教派统一为格鲁派，委任若·崩公本洛为桑披寺第一任主持。
后来桑披寺为了纪念这位蒙古军官，在跳神时，总会有一位僧侣饰演吉布康珠，面戴吉布康珠脸谱，手持权杖，身着华贵藏装，威风凛凛地踱着方步绕坝一周，后面有几位提香炉和吹唢呐的僧侣跟着，乡城群众把这一乐舞称之为“所布”，意为“蒙古人”。
长征时期
1936年，红军长征路经乡城，受到桑披寺僧众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寺庙僧侣和乡城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行、筹粮运草、收养伤病员，红军首长萧克、王震等给寺庙赠送了写有“扶助番民，独立解放”字样的锦匾和银锭，从此，桑披寺又成了“藏汉团结”的象征。
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桑披寺——这座瑰丽的格鲁派寺庙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寺院内的很多珍贵文物及大佛塑像被毁坏。
重建时期
1986年，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亲临桑披寺开展了隆重的布施活动，对修缮寺庙事宜也作了具体指示。此后，在县人民政府和广大僧侣群众的努力下，桑披寺这座藏传佛教文化的宝殿又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1995年10月，根据县城城市规划以及大部分喇嘛的意愿，桑披寺迁址至巴姆山麓的同沙宫修建。新寺的建筑设计在旧寺的原型上，参考和鉴收拉萨三大寺、安多塔尔寺及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等藏区著名格鲁派寺院的设计而规划修建。
从主殿的规模以及泥塑、木刻、铜雕和装饰绘画等的技术水平与微妙精细处来讲，绝对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寺的修建凝聚了乡城所有能工巧匠的智慧，整个寺院的建筑设计、雕塑、绘画等均为乡城的本地民间艺人所为，是乡城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和象征，也是乡城人民自己亲手打造的一座圣殿，一座文化旅游的精品。
艺术价值
在藏区，寺庙堪称藏族艺术的博物馆，寺内金碧辉煌的壁画，精细艳丽的唐卡，形态各异的铜雕泥塑等，都无不让人看了叫绝。桑披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殿堂，从它的艺术角度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三大类。
第一，建筑艺术。
其一，桑披寺的建筑设计，根本没什么设计图纸之类，是用藏民族传统的科学设计手法而建，是集思广益的成果。
其二，桑披寺依山而筑、高低错落、层次分明，设计上比传统寺院更注重和体现了实用价值，充分考虑了防潮、防火、防水以及通风采光等因素，且都是以生态的、绿色的材料而建。
其三，桑披寺规模宏大、外观雄伟、气势庄严，突出了佛教寺院特有的金碧辉煌与超凡脱俗之美，汇集和展示了乡城寺院建筑艺术最高的水平。
第二，绘画艺术。
桑披寺的绘画艺术大致可分为佛像类绘画艺术与装饰类绘画艺术。佛像类绘画艺术包括壁画以及唐卡画等，而装饰类绘画艺术是为装饰而作的画，如在柱头、梁坊、廊顶、隔板等上描绘的八吉祥徽、七政宝、六长寿、五妙欲、和气四瑞及各类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
第三，雕塑艺术。
桑披寺的雕塑艺术以质为铜雕、泥塑、木刻三大类。铜雕和泥塑主要为佛像类，而木刻大多为装饰效用，寺内的蟠龙柱、活佛宝座、东南北三大门都是桑披寺木雕技艺最高水准的艺术品。木雕技法大致有浮雕、镂雕、双层雕等，大至数米，小至寸许，于佛塔、坐床、门窗、梁柱、扶栏等处都雕有各类佛像、吉祥图、鸟兽及花木等，每件作品都经精雕细琢，生动逼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