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八年，窝阔台亲自赐酒于耶律楚材，说道：“朕之所以推诚任卿，乃先帝之命也。要不是爱卿，就没有中原的今日；朕今日之所以能安卧高枕，也全是爱卿之力也。”
从蒙哥开始，即依从汉制，追尊其父为帝，追上托雷庙号：睿宗。宪宗二年壬子，公元1252年，八月，蒙哥可汗此时已兼用汉人的皇帝称号与称谓，行幸和林。
1260年，亦即建元中统之时，忽必烈下的诏书云：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革创，未逢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赞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政之方，随诏以颁。于戏！秉葆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这是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中头一个采用“汉法”传统年号来纪年的可汗，亦可视为蒙古人开始汉化的重要标志。这里已把《易》之乾元与中统联系起来了，可谓忽必烈皇帝爱上了这“元”字之源头。忽必烈皇帝曾云：“昔为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所因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元世祖至元八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公历1271年1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建国号诏》，主要内容有：改元建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元世祖忽必烈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1267年忽必烈汗迁都中都（今北京市），并命刘秉忠兴建中都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汗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大蒙古国，建国元朝，即元世祖；1260年设立中书省，1263年设立枢密院，1268年设立御史台等等国家机构；设置大司农司并且提倡农业；尊孔崇儒并大理发展儒学等推行汉法的政策。然而为了保留原蒙古制度，最后形成蒙汉两元政治。元世祖虽然于争夺汗位战争获得蒙古大汗的汗位，并且最后成为中国皇帝。
《元史.世祖本纪》之后，有一段至为简单的话，概括地精确而恰当，其文曰：“世祖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也。”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这诏书是说明元朝政权性质非常重要的文件。诏书明确承认，忽必烈他所建立之元朝这一王朝，乃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续，所谓：“绍百王而纪统”者是：诏书又把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自己的这份统一大业，看作是“历古所无”的“大业”，这业绩是古代任何一个君主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用“蒙古”这个民族的名称，已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