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内容简介

本书描述一九六八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本书剖示隐密的无情，探讨爱的真谛，涵盖了男女之爱、朋友之爱、祖国之爱。在任何欲望之下，每个人对于各类型的爱皆有自由抉择的权利，自应负起诚恳执着的义务。人生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却也是最真切实在的，解脱了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年轻，以真而非，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本书探讨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人生是要有一种信念的，不能被交给机遇和偶然，甚至是一种媚俗。

创作历程

昆德拉从一两个关键词以及基本情境出发构成了小说的人物情节。他以一个哲人的睿智将人类的生存情景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加以考虑、审查和描述；由此成功地把握了政治与性爱两个敏感领域，并初步形成了“幽默”与“复调”的小说风格。昆德拉更关注人物的基本境遇－－“哲学是在没有人物、没有境遇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将托马斯的问题摆在那里：在没有永劫回归的世界里，生命存在之轻。

小说首先提出问题为托马斯设定规定情境，即轻与重的存在编码；于是哲学思考本身有了小说性，问题本身则是小说家在作品中显现的哲学思考。昆德拉问题研究的重要特征是拒绝得出结论，他认为是塞万提斯让人知道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一大堆相对的问题。昆德拉在书中提出轻、重、灵、肉、记忆、虚弱、晕眩、牧歌、天堂等一系列的生存暗码，并与人物一一对应，支撑起各自的生存状态，展现了心灵与肉体的两重性。而每个关键词都是人物不同可能性的侧面。可能性是与一次性抗争的最积极的方式，因而此书可视为对自以为是的“绝对”的瓦解。而生命由于缺乏绝对的意义，变得没有依凭与支撑，甚至不如随风飞舞的羽毛那样有确定的方向。

人物形象

特蕾莎

特蕾莎是昆德拉笔下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女性形象。在作者男性话语笔下的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传统女性的一般特点，即认为灵与肉是不可分的。这正是特蕾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同时，特蕾莎又是一个不断与自身抗争的女子，只是她显得很软弱，她的抗争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更是无力的作为。因此，她便陷入了生命的困境之中。她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与追求者，在托马斯看来，她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篮子顺水而下却恰恰被托马斯拾起，在对他付出无私的爱后，对他的背叛更是近乎畸形意识的成全，一路上她不仅忍受着自己最爱的人对自己的不忠，也在不断寻求灵与肉的和谐。

特蕾莎对卡列宁是一种无私的爱，因为这种爱别无所求。但她对托马斯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度，只是她能忍受一般人无法忍受的，这或许与她一生的经历密切相关。她从没有获得过感情的纯粹。她一直坚守着自己生命中的“重”，而她却偏偏爱上了生命中“轻”大大多于“重”的托马斯，最后她也放弃了自己一贯坚持的“重”跑到工程师那里，让“重”变成了“轻”。但她却和托马斯有着本质的区别，她只是想证实托马斯告诉她的做爱和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显然她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可以说特蕾莎的爱情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托马斯的放纵。

托马斯

托马斯是书中唯一的男主人公，但是他的存在意义却是通过特蕾莎和萨比娜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表现出来的。首先作者便从尼采的“永恒轮回”导入，“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句话在这部书中有着统领作用。托马斯标榜着自己特定的一套爱情理念，即没有感情投入的人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所以他给了自己自由的空间，为他的肉体的放纵提供了可靠的理由。这就是他存在的最轻之处。他所一直奉行的“性友谊”原则让他心安理得的在不同女人之间周旋。他的生命之轻不是对自我生活的放纵，而是在放纵的过程中无法掩饰的空虚。他不需要为谁付出多少，别人也不会向他索要。但是最终压倒他的却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在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生活经历，作者把叙述中心放在了托马斯身上。他就是在小说规定的生存情境下，选择了自己所坚持的生命的意义，自己生命中认为具有分量的东西。同时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生命之重的体验：每一次生命的过程都不可重复，也无可排练，走完了，就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定格，因此每一次的选择就承担着十分沉重的分量，意义重大并可能影响人一生的顺利或坎坷，幸福或痛苦。托马斯的人生选择——和特蕾莎结婚，选择回捷克，选择乡下生活等等都体现了作者意义中的生命之重。在小说中托马斯以自己的生命的社会价值，即光明的事业前景，换取了自己所坚持的生命意义——那个在他灵魂深处始终让他牵挂，唯一伴随他终身的特蕾莎。小说结束，托马斯和特蕾莎最终在一次车祸中死去。耗尽生命的能量的托马斯最终走向了存在的极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从托马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追求意义和原则的生命之重所体验的沉重与痛苦，到结束却以生命之轻得以解脱。轻与重的区别是：同时任何事物只出现一次，这种一次性存在稍纵即逝，具有令人无法承担的轻薄漂浮。

作品鉴赏

叙事节奏

叙述运动分为五种：省略、概述、等述、扩述和静述，这五种叙述运动对于形成小说叙述风格、突现主题、营造氛围等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叙事速度的选择既反映感情气氛的变化，也是昆德拉小说理念的贯穿。第六章《伟大的进军》节奏是最强的，速度是最快的，反映粗暴的厚颜无耻的气氛，因为它充斥着很多的事件，描绘出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给人一种压抑紧迫感。第七章《卡列宁的微笑》节奏是平静、伤感的气氛，大篇幅围绕卡列宁的死展开，两个主要人物最终退出了喧嚣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当他们意识到人类的溃裂，卡列宁就成为将他们连接起来唯一的线，而卡列宁的死就意味着仅有的联系也被切断。

从整体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叙述节奏主要由省略、概述和扩述构成，对不同速度的选择和并置不仅反映了音乐发展的逻辑，也反映了昆德拉的小说理念。例如第一章《轻与重》中，托马斯与前妻两年的生活却只用一句话“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来概述，显示前妻在托马斯生活中的轻。而在特蕾莎因为托马斯对她不忠，不辞而别离开苏黎士后却用五页篇幅描写托马斯两天里的思想活动，在轻与重之间反复游移，并由此引出了贝多芬音乐和同情症等主题，揭示了特蕾莎在他生命中的不可或缺，是扩述。读者通过阅读托马斯与两个不同女人的感情流速，更深刻感受到轻与重的对比，轻在重的映衬下更轻，重在轻的对比下更重，由此轻与重的主题得到更好的阐发，而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空间的是诸多省略的运用。

昆德拉反对“在历史条件下引入一个行动，用无意义的时刻充塞人物生命的时间；每次变化布景，都要有新的展现、描写和解释。“作者对托马斯、弗兰克、萨宾娜的外贸特征几乎没有任何细描。读者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历史知之甚少，而对特蕾莎却有少量身体描写和童年生活的介绍。这是因为昆德拉认为不同人物有不同的存在编码，人物的存在编码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对特蕾莎而言，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空，因此有必要对她的肉体在自我揭示中的作用加以凸显；而对托马斯而言的存在编码是轻与重，肉体对他的自我揭示没有价值。

媚俗

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媚俗于20世纪早期被引入；而米兰·昆德拉之后在其作品中又分别从哲学、政治、美学三个层面上阐释的“媚俗”这一词语的内涵。不难发现，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体现了作者对其的理解。

人的存在，每个人对生命轻重的追求不同，方式也不同。书中，米兰·昆德拉通过托马斯和萨宾娜尝试了生命轻重取舍的不同方式，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对“媚俗”的反叛。昆德拉认为：媚俗是人类的一个通病，是一种以撒谎作态和泯灭个性来取悦大众，取宠社会的行为。作品中托马斯和萨宾娜都体现了反“媚俗”。区别在于托马斯是以一种表面上退让的抵抗来否定“媚俗”；而萨宾娜则是背叛，出走的抵抗。两者在反“媚俗”上的表现反过来又体现了作为其生存状态的生命之轻与重。

后世影响

该书于1988年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由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导演，丹尼尔·戴-刘易斯，茱丽叶·比诺什，和丽娜·奥琳(Lena Olin) 主演。

该书的改编电影获得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美国金球奖提名，1988年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英国学院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奖项。

作者简介

米兰·昆德拉，捷克裔法国作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50年代初，他作为诗人登上文坛，出版过《人，一座广阔的花园》（1953）、《独白》（1957）以及《最后一个五月》等诗集。但诗歌创作显然不是他的长远追求。最后，当他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但好景不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如《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不朽》（1990）等等都是首先在法国走红，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除小说外，昆德拉还出版过三本论述小说艺术的文集，其中《小说的艺术》（1936）以及《被叛卖的遗嘱》（1993）在世界各地流传甚广。昆德拉原先一直用捷克语进行创作。但近年来，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已出版了《缓慢》（1995）和《身份》（1997）两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