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赵庄有座荸荠庵（实为“菩提庵”，被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内13岁的小和尚明海因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带来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当家和尚仁山。庵内和尚们并不恪守戒律，一样过着俗世的日子。明海在第一次来庵上的的路上认识了小英子，小英子家住在荸荠庵附近，明海老往她家跑。明海会描画，这一技艺令小英子即将出嫁的姐姐着实风光了一回——大英子照他描的画绣出来的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薅草、车水、放割稻子、打场看场。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沙弥尾”，将来能做方丈。小英子划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数天后，小英子又划船把接受过戒的明海回庵赵庄。回来的路上，小英子要明海不要当沙弥尾也不要当方丈，天真的明海一概应下。当小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2] 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除了和尚庙、庵赵庄中诸人都有生活原型外，他还把祖母擅长剪花样的生活细节嫁接到了小说人物赵大娘身上。
《受戒》完成后，由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汪曾祺一开始并不奢望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会上杨毓珉偶尔谈到了《受戒》，说小说写得很美但恐难以发表。在场的《北京文艺》负责人李清泉听后很感兴趣，遂问汪曾祺要稿子。8月，汪曾祺把定稿转给李清泉并附了一份短柬，提到发表它是要有一些胆量的。尽管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思潮还心有余悸，但李清泉力排异议，于《北京文学》第10期（从该期起《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受戒》。
明海
“荸荠庵”里17岁的小和尚。因为家里兄弟多田地少，出于生计考虑选择了出家，13岁时到“荸荠庵”去家。庵内的当家和尚仁山便是他的舅舅。他与“荸荠庵”的邻居赵姓人家的女儿小英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认了小英子的母做干娘。
小英子
庵赵庄的赵大伯的小女儿，与明海年纪相仿，心灵手巧、活泼美丽。她家是“荸荠庵”的邻居，日子过得很兴旺，除了自家的地外还租种了庵上的十亩地。
仁山
明海的舅舅，“荸荠庵”的当家和尚，负责管理庵内的账簿，教明海念经，深谙佛门的升迁之道。其人黄、胖，不修边服，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披着短僧衣，光脚趿拉着僧鞋。
仁海
仁山的二师弟，很爱干净。有家室，老婆每年夏秋之间会到庵里住几个月。
仁渡
仁山的三师弟。年轻漂亮，聪明能干，不但经忏俱通，而且身怀绝技，会表演“飞铙”，还会放“花焰口”唱山歌。很有女人缘，据说外面有相好的，但是平常表现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连玩笑也不开。年下庵里杀猪时由他掌刀。
赵大伯
小英子的父亲，是个能干的庄稼人，不但田里场上的活计样样精通，而且会罾鱼、洗磨、修水车、砌墙等等手艺。不咳嗽、不腰疼，身体结实得像一棵榆树，为人和气，平时沉默寡言。
赵大娘
小英子的母亲，五十岁了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无论何时都是精神饱满，头梳得整齐，衣服穿得体面。热爱劳动，一天到晚不闲着。除了会做农活和家务，还会剪花样子。喜欢明海聪明、会画画，认他做了干儿子。
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言“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受戒》营造了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宛若梦境的“桃花源”，通过描写生活在其中的一对小儿女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赞颂了尘世间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庵赵庄，以赵姓人家多和庄内有座“荸荠庵”而得名。小说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真的初恋故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门净地“荸荠庵”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人间的烟火弥漫在寺宇内外。作品并没有着力于描述宗教对人性的异化过程或结果，而是以幽默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宗教环境中世俗化的一面：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荸荠庵”里没有神秘玄的气氛，也没有枯寂虔诚的膜拜，更没有道貌岸然的清规戒律。庵内的和尚学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就可以混口饭吃，可以攒钱，可以娶妻，可以斗纸牌、搓麻将、吃水烟。而且和尚们吃肉也不避人，过年时还会在大殿上杀猪。在这里，无所谓清规，甚至连这两个字都无人提起。不独是荸荠庵如此，城里的所谓佛门净地善因寺，也与世俗红尘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充满了人间的情趣和生机，比如善因寺住持自己有一个十九岁的老婆；虽然和尚们吃斋时如果发出声音会被监寺惩戒，但其实他并不是真打人，只是做个样子。总之，在这个旧社会的江南水乡，当和尚不过是谋一个“管饭”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与种地、画画、弹棉花等行当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平等自由的谋生职业。
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描述了一个温情浓郁的人性世界。佛教中超然出世的生活原则，在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化作了叙述者对宗教人生的善意的嘲讽和戏谑，而积极入世的生活理想，则与作者所提倡的市民意识紧密相联，突出了民间文化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底蕴。正是在这种世界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才变得顺理成章，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阻力。
作品表现他们的爱情时，既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也没有写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而是让人物植根于平凡的生活沃土，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劳动一起嬉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朦胧的爱情。这种清新纯洁的爱情，呈现出人性中健康、美好、天真的一面。
散文化风格
《受戒》是一篇充满诗意的散文化小说。它所表现的既非重大题材，故事情节亦缺少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冲突。明海与小英子的初恋不曾遭遇波澜起伏的曲折，作者在描绘这段感情时，通过含蓄节制、意趣盎然的细节描写，着力表现出其健康明朗的诗意状态。如写到小英子在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缺少了一块”，明海看到后，“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受戒》不但没有戏剧性冲突，实际上通篇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小说一开头写荸荠庵引出出家的明海，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庵内的生活方式，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最后才出现。这种不拘一格的“生活流”描写表面上看来结构松散无序，实则有其内在的秩序，营造出了一种恬淡诗意的文学氛围。另外，小说中对于地方风物、景物、人物、习俗等各式各样生活细节的描写，洋溢着一种欣赏、玩味的情趣。
在叙述上，采用了第三人称客观叙事的视角，大量使用插叙。在概要叙述其他次要人物时，小说采用的是作家视角，但在集中表现明子和小英子时，却引进了明子和小英子自身的视角。例如明子出家跟舅舅赴荸荠庵：“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所写全是明子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小英子送明子到善因寺受戒，对善因寺的描写完全是从小英子眼中看到的：“好大一座庙！庙门的门坎比小英子的胳膊都高……好家伙，这哼哈二将、四大天王，有三丈多高，都是簇新的……一进去，凉飕飕的。到处是金光耀眼。”这里描写环境所用的口吻语气完全是小英子的。利用叙述视角的转变，作者在不具体描写人物形象、性格的情况下，用人物自身的行动、感受、语言，让读者体味到其心灵的健康、活泼、明澈。
《受戒》的语言朴素无华、精练明快。“清亮亮”、“滑溜溜”、“格挣挣”等口语化的词汇，短而精的对话，增强了描述效果，突出了人物性格。同时，《受戒》的语言又能是含蓄而富有诗意的。结尾处的景物描写“英子跳到中舱，两支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发着银光……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意象的组合点到为止，犹如一幅任意挥洒而又结构飘逸的图画。用“芦花才吐新穗”象征明海与小英子朦胧的爱情；“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则是对少男少女美好爱情的曲折描绘；水鸟扑鲁鲁飞远，则表现了人物表白爱情后心情的放飞。
上承京派小说文脉的《受戒》，曾获得《北京文学》评选的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奖（《北京文学》每年评选的获奖作品分为“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两种）。尽管由于题材、风格“另类”，在《受戒》问世的当年主流评论界保持沉默，但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个公社书记对汪曾祺说，他们公社开会时有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时间证明，《受戒》及其后汪曾祺发表的一系列作品跳出了1949年以后文学界主流关注“宏大主题”、“宏大叙事”的藩篱，侧重于关注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讴歌人情人性之美，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小说的新格局，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14年，为纪念汪曾祺诞辰94周年，高邮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台联合推出的微电影《受戒》。
作家阿城：“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旧杂志……忽然翻到80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作家李锐：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一次文体的 自觉。汪曾祺先生用汉语完美、生动地表达了 丰富深刻的文学命题，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一 定非要托尔斯泰化，不一定非得变成卡夫卡。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干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北京市剧协理事。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戏剧剧本《沙家浜》、《大劈棺》，台湾版作品集《茱萸集》、《寂寞与温暖》，文论集《晚翠文谈》，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文集》（5卷），《汪曾祺全集》（8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