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比面对着寒冷与饥饿，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他有两种选择：第一是承受巨大的精神屈辱，到政府救济机关领取施舍，第二则是进监狱。他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去监狱待三个月，这样的决定对于平常人而言，的确无法理解，而对于苏比而言这完全是出于无奈，而且他为达成这一目标，费尽心思。
一开始他希望通过去豪华的餐馆里白吃一顿饭的方法，然后被逮捕送进监狱；但是他的这一想法落空了，当他刚要进入餐馆，因为他破烂的衣着，餐馆领班和侍者就将他哄了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开始第二个行动，他来到六号大街拐角处，用一块鹅卵石将一家商店的橱窗砸碎了，他站在那里等着警察到来，然而警察认为真正的肇事者肯定会立马逃跑，虽然苏比向警察坦白说是自己干的，但是警察却不理睬他，而是去抓一个正在追赶汽车的人。
苏比只好继续制造被抓的机会，他来到一家普通的餐馆，大吃一顿之后直接告诉侍者他没有钱，可以叫警察来抓他；谁知道侍者并没有叫警察，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于这种小事，警察才不会管，于是便将苏比抬出去，扔到了街上。
苏比懊恼万分，一直走向前走，继续寻找机会让警察逮捕自己。
他注意到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有一个少妇风姿可人，而一个警察就在不远处。苏比假装成地痞流氓，上前去调戏这个少妇，然而对于他的举动，警察竟然熟视无睹。苏比十分无奈，来到一家雪茄烟店里，看到一把雨伞， 便偷了过来，还与穿着体面的雨伞主人争吵起来，一直强调这把雨伞是自己的，还说把警察叫过来，解决问题。然而，十分出乎他意料的是，雨伞主人竟然主动放弃了，说那把雨伞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是自己之前捡到的， 现在将它物归原主。苏比再次失败，便继续前行，一直走到一个幽静古雅的旧式教堂中，看到风琴师正在苦练赞美诗。
赞美诗熟悉的曲子，让苏比回想起了过去，一幕幕美好的画面，让他认识到自己曾经也有母爱、朋友、理想，有体面的生活，有纯洁的思想。
他感慨良多，认为自己还年轻，还能够通过不断的进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可以重新做人。于是他决定明天就去找一份工作，去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然而就在他决心重新做人，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只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他被逮捕了，被无端地送进了监狱，判处三个月的监禁。
《警察与赞美诗》发表于1904年，当时正是新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美国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极大的物质文明时，美国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
到1920年，美国己经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国的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成为一种无法限制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大多数蜗居在廉价的出租房里，美国是世界上“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美国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资本的集中和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而中下层人民的大量破产以及失业大军的不断扩大，都导致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和表面化。因此，广大的美国民众对所谓“民主”社会产生了怀疑和失望，他们曾为消灭蓄奴制而进行了流血战争，本以为消灭了蓄奴制，美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不但没有成为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权利的天堂，而且成了世界上贫富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
欧·亨利的大部分作品都以美国下层小人物的生活内容为题材，这也许与他个人的成长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会变成沉淀在他脑海中的各种记忆，在适宜的时刻以各种形式通过潜意识或无意识而表达出来。欧·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1862年出生于美国南部的一个普通医师家庭，3岁时，因母亲去世、父亲无力抚养而被送至外祖母家寄养。寄人篱下的忧伤情绪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常常袭扰着欧·亨利的心灵。15岁时，欧·亨利开始自谋出路，他当过学徒、记者、制图员、编辑、专栏作家、会计员和银行出纳员。1896年，因“盗用公款”受到指控，为避免受审，欧·亨利逃到了拉丁美洲。1897年，欧·亨利的妻子病故，他冒险回国，并被捕入狱。在狱中，欧·亨利开始创作，并在刑满出狱后专门从事文学写作。1910年，由于长年写作的劳累与无节制的生活使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再加之经历了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打击。欧·亨利的不幸遭遇和流浪汉般的生活，使他尝遍了人世间的疾苦，也接触到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情感故事和不幸遭遇，这些不但使他对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也成为他小说情节构思的源泉，同时他的性格和苦中求乐的大众自嘲似的幽默成为他写作风格的特有亮色。
苏比
苏比是纽约城里一个无依无靠、以天地为家的流浪汉。他的性格有善良的一面。苏比为了达到蹲监狱的目的，就必须犯罪，他不想去杀人抢劫或者犯情节比较严重的罪，所以他选择了混吃混喝、损坏橱窗、调戏妇女、扰乱治安、小偷小摸等情节轻微但又足以满足自己坐监狱的要求的行为。最后，苏比被判刑三个月监禁。
《警察与赞美诗》的主题思想：对美国不公正的畸形社会进行谴责。
《警察与赞美诗》向读者展示了美国社会的真实一面。欧·亨利所塑造的苏比形象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它以喜剧的形式体现了美国下层社会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该小说让读者宛若置身于纽约大都市的大街小巷，目睹像苏比一样底层人民的坎坷艰辛的生活，认识五光十色的美国社会的肮脏、卑俗的世态，领会美国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本质。苏比的不幸遭遇蕴藏了“严肃的人生哲理”：生活在美国社会像苏比这样的下层小人物的命运，注定只能陷入泥坑而又走不出泥坑的悲剧。人无法从人本体的困境中摆脱，只能从困境走入困境。
“警察”作为国家机器是法律的持有者和执行者，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政权，是政治文明的象征，而“赞美诗”则代表着宗教道德的精神力量，牵引着人性的回归，是精神文明的象征。
在文本中，苏比一共五次与警察邂逅，第一次砸玻璃时，从拐角跑出的警察却去追赶赶车的人，这反映出警察无视现实、自作聪明的办事作风。第二次调戏“良家少妇”，却招致该妓女的如影随形。可见当地世风日下，而警察却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第三次“扰乱治安”时，警察却帮助开脱，可见警察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行事风格。第四次偷伞时，警察先是“好奇”地观望着他与“伞主人”的窃窃私语，后见一“穿晚礼服的高身材的金发女郎”，忙“赶过去搀扶”“陪她过马路”，这谄媚的行为反映他们只是上流人士的奴仆，只会忠心地为上流社会服务。最后一次当苏比在音乐的感召下，重振自我时，却毫无理由地被捕入狱。黑白颠倒、混淆是非的司法行径跃然纸上。欧·享利正是抓住了警察这一特殊的能指身份，对他所代表的政权和社会的荒诞做了最深刻的鞭挞和嘲讽。
“赞美诗”是宗教王国里的精神力量，它能唤起苏比那曾经失落的“母爱、玫瑰、雄心、朋友、纯洁的思想”；它能让他“憎恶起他所坠入的深渊，堕落的生活，卑鄙的欲望，破灭了的希望”；它能使苏比迸发出“迅疾而强有力的冲动”，使他向“坎坷的命运奋斗”；“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然而在警察粗暴的干预下，那迸发出乐观向上的火花瞬间熄灭。在强大的政治暴力面前就连“赞美诗”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无力改变苏比的命运。强大的政治文明和虚弱的精神文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警察”和“赞美诗”在标题中虽然是形式上对等排列，但作为支配人类生存选择的两股力量是不对等的。在警察与赞美诗的二元对立中，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永远支配着和控制着以“赞美诗为代表的精神力量。
生存困境中人性的顿悟
作品开头部分衣衫单薄的苏比和身穿海豹皮大衣的淑女的对比便奠定了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主题基调。富人们在寒冷的冬天可以“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可以“去地中海游弋”或“到维苏威湾漂流”，而以苏比为代表的穷人们则为冬天的食宿而“辗转反侧，不能入寐”。在看似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纽约大都市中，穷人却食不果腹，衣不裹体。欧·亨利透过苏贝这一能指的薄纱，揭示在两极分化下所指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窘境和在生存困境中人性的顿悟。
在人的生存困境中，有两种张力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一种是以个体生命形式显现的人本体，另一种是危及人的存在的种种因素。人的生存困境的张力是人的生存困境与人的两种基本生存愿望的冲突，一种是实现人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的愿望，另一种是达到一个和谐安宁的生存处境的愿望，前一种是人的自由，后一种是人的幸福。苏比面对三个月的严冬，只能舍弃自我完善的自由生存而选择一个“幸福”的生存处境——监狱。因为那里不愁食宿，伙伴们意气相投。并且面对自己的奋斗目标，苏比煞费心机，六次故意作恶，这显然是一个处于生命终极困境的流浪汉无奈的选择，全然暴露了他在生存困境中对生命本原最低级的捍卫。苏比在对生命最原始欲望的执著追求中，却遭到了生活戏剧化的嘲弄，他的反抗也无法使他走出困境。苏比的困境折射出为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挣扎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窘境。但苏比并非完全是一个为追求和谐安宁而入狱并完全舍弃自我完善、追求自由的故意“作恶”者。面对赞美诗时，“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重新做人”。这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在生存困境中的底层人民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绝望中发现希望并沉入悲观而激昂的乐观，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生存和理想人生的无尽追求。
揭露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黑暗
欧·亨利以独特的构思和写作风格为人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的真实模样，体现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讲，他们同百万富翁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重要，而且应该同样受到应有的注意和尊敬。
自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来，人类便被划分为两类最基本的人群：穷人和富人。富人固然比穷人有着更大的势力、更大的影响力，他们不但控制了财富，而且也由于这种财富的力量而掌握了国家政权。可以说，直至人类历史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与穷人的鸿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程度，反过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程度。苏比憧憬去监狱过冬这一事件本身实际上便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鞭挞，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一个人被剥夺了做一名好人的权利，如果按照以前的说法，那时的美国社会应该是“把人变成鬼”的社会。苏比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被描绘成一个流氓无产者，作为一名穷人，他自然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即使是通过犯罪的方式。可以说，苏比是社会的弃儿，他被社会抛弃了，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但是，他还是要生活下去，因此，他才为不能顺利进入监狱度过严冬而懊恼。
当教堂的钟声再次唤起他的良知时，“他猛然回想起他曾掉入的深渊，堕落的日子，卑劣的欲望，破灭了的希望，损伤了的才智和支持他生存下去的卑下的动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他体会到了宗教的力量，在宗教的世界里，没有寒冷、没有歧视，也没有仇恨，因此，宗教成为他以及类似他的一类小人物最后的庇护所，也成为改造他的灵魂的力量，并给予他诚心面对生活的勇气。
主人公苏比的看似荒唐的愿望与事情结局总是事与愿违的鲜明对照，说到底，正是对当时美国社会畸形的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的严厉谴责。因此，尽管该小说写到苏比被判刑三个月的监禁就戛然而止，可是，如果想象一下苏比出狱后的生活，是找一份工作干，还是仍然会继续流浪汉的生活，答案也不会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小说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黑色幽默的写作语言
黑色幽默是采用荒诞的手法对悲剧场面进行处理，为具有悲剧性的人物形象设置哭笑不得的境遇，使其呈现滑稽可笑的行为；人物往往以病态、玩偶般的形象出现，并以此将其生活的无助、生存的绝望表现出来，彰显其对现实的嘲讽。
在该小说中， 幽默贯穿整个故事情节， 它是作者表达思想的手段。在幽默中作者深刻地擒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海况愈下的世风。文中苏比这个流浪汉为达到自己可笑的目的而作出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尝试，例如到餐厅骗吃骗喝，砸商店的橱窗，调戏少妇，扰乱治安，行窃。更为可笑的事警察先生们对这些违法的举动并没有予以惩罚反而显示出了一种“宽容”。当苏比受到赞美诗的感化，欲改邪归正时“宽容”的警察却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什么也没干的他，他投入了监狱。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通过这些令人可笑、不可思议的情节描写，作者充分暴露了美丑不分、是非颠倒的扭曲了的社会道德。使人在捧腹之余深刻的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作者构思之巧妙，艺术功底之深厚，不能不令人叹服。
欧·亨利的小说也时常运用对照、夸张、比喻、拟人、反语等写法，来使语言达到幽默的艺术效果的。例如文本中提及苏比在一家饭馆吃喝一顿后，没钱付款，本想因此入狱却惨遭痛打的情节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的：两个侍者干净利索地把苏比往外一叉，正好让他右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这里，作者用轻快的语言描写了苏比的狼狈相，使小人物痛苦挣扎的惨状如一幅画展现在读者眼前，使人倍感辛酸。欧·亨利的有些幽默语言看似轻松风趣，实则沉重。例如文本中提及“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威岛监狱一直是他冬季的寓所。”说得幽默轻松， 然而读者可以透过纸张体会到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的活动境遇，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生活上的无助。在作品中为了把一个小人物——苏比的悲惨生活表现出来，大量运用了幽默、对比的手法，警察该抓他的时候不抓，不该抓的时候偏抓，这种描写起到一种大起大落的戏剧效果，从而大大地增添了主人公的悲剧气氛。辛辣地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揭露了垄断资产阶级残酷的本性，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了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也揭示了苏比等下层劳动人民生活艰辛的社会根源，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意义。
《警察与赞美诗》中，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欧·亨利把细节描写的准确而又传神，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正是欧·亨利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
语言模式
小说以夹叙夹议的模式将苏比的心理活动、主观愿望和外部环境作了对比描写，如以苏比第一次骗吃喝为例：“苏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百老汇路和第五大街交叉处的那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汇路上，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饭馆前面停下来。”这种从容随意的动作对应着苏比的心理活动：“他露在桌面以上的上半身绝不会引起侍者的怀疑；同时那只野鸭却能让他到冬季寓所的路上感到饱食的快乐。”此外，“苏比对自己上半身的打扮颇有信心。他刮过脸，上衣还算体面，感恩节时一个女教士送给他的那个有活扣的黑领结也挺干净。只要他能走到饭馆里的桌子边上而不引起别人的疑心，一切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可是，苏比刚踏进饭馆大门，侍者领班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个转身，沉默而迅速地撵到人行道上，从而改变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的命运。”这种对比描写方式，不但诙谐幽默，而且悬念丛生，引人入胜。再如，文中有这样的句子：“一片枯叶……对麦迪逊广场的老房客倒是体贴入微的，每年要来之前，总要预先通知……这样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老房客”与“露天的居民”，“体贴入微”、“预先通知”、“有所准备”等词语的运用，既有对比，又有拟人；既真实，又诙谐幽默，但若细细品味，几句简短的话又折射出凄清伤感的气氛，引人深思。
拼贴画手法
拼贴画是欧·亨利在该作品中运用的又一手法，通过精选拼贴的六幅生活场景折射出资本主义生活的无序与荒诞。在苏比的六次惹是生非事件中，人们更能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荒诞不经、善恶不分、庸俗势利的丑陋本质。苏比的第一次“作恶”便是想吃“霸王餐”，可是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出卖了他，被赶了出来。作者形象地嘲讽了在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认衣服不认人的虚伪势利的本质。
《警察与赞美诗》作品，以引人入胜的构造情节和深刻内涵令人回味无穷。该文本通过多种写作技术表现手法，从语言层面上对事件进行夸张、变形处理，展示出在荒诞的现实面前下层劳动人民的卑微无助和无以安身立命的生活窘境及混淆错位、黑白颠倒的社会关系。
——陈研（长春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教授）
欧·亨利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相反，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提到他的生活里也曾经有母爱，有玫瑰，有理想，有朋友，有体面的衣服，也有洁白无瑕的思想。因而，作者描写的不是一个阿Q一样的人物，他有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被无尽打压。同样，他也不是一个孔乙己式的人物，他所追求的东西，不是虚伪，而是实打实的生活。因而欧·亨利所塑造的人物，不能说是美好的，但他最起码是一个正常人，如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道德良知，就好像我们自己一样。让这样一个人，将到监狱住三个月当做梦想，并作出种种努力，这一切是如此无奈，无奈到让人心疼。逼人去从事罪恶，即使是形式上的，这样的设定也能引起人无限的思考。
——杨秀岚（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欧·亨利（O.Henry）原名威廉·锡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1862年欧·亨利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他的一生富于传奇性，15岁起就在叔父的药房当学徒，20岁到德克萨斯州一牧场放牛。1884年后，他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另外，他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The Rolling Stone）的幽默周刊。1887年，欧·亨利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1899年，他第一次署名“欧·亨利”发表短篇小说。
1901年，在纽约专门从事写作。1907年，欧·亨利再婚。1910年6月5日在纽约病逝，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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