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清（1888—1969），出生于广东广州，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许崇智堂弟。早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时期，便从事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由宋教仁先生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曾休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23许崇清由廖仲恺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到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的信任，指派许崇清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许崇清是负责起草人之一。孙中山先生在确定中国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的过程中，许崇清先生尽力襄助。廖承志同志称誉许崇清是“历史的见证人”。
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国民政府决定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许崇清先生是筹备委员。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许崇清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积极进行教育改革。许崇清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任务；强调教育与革命实践及国家建设的联系，教育方针应与革命的政策相一致。许崇清先生以惊人的革命胆略做了两件大事，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一是在1924年，许崇清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发起收回教会学校外国人管理权及禁止在学校内传教的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二是1933年至1934年，许崇清重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陈济棠鼓吹封建道德，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许崇清坚决反对所谓封建道德，在华南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广大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许崇清是华南地区教育界一面光辉的旗帜。许崇清先生精通多国文字，是最早将爱因斯坦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许崇清先生忠诚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和政策，坚持进步方向，尽其力所能及做有益于人的工作。许崇清多次主持广东省教育行政工作，积极倡导工人识字教育，开拓乡村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抗战开始时，实施战时教育，成绩卓著。许崇清先生在建国前曾两次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都受到反对力量的排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爱国运动高涨，许崇清主张抗日，同情中山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为西南军阀所不满，被调离校长职务。1940年许崇清接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主持将中山大学由云南澂江迁回粤北坪石的艰巨任务，为华南地区人才培养立下功劳。国民党特务分子密告他“引用异党，危害中大”，1941年7月被免去代理校长职务。许崇清两次担任中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但由于许崇清对学生爱国运动态度开明，既能尊重人才，大力迎揽知名学者，提倡学术研究，又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山大学开拓了进步自由的风气，因而影响是深远的。如1931年许崇清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何思敬、周谷城、胡体乾、邓初民、肖隽英等先后来该系任教；1940年许崇清聘请了王亚南、李达、洪深等一批进步教授来中大任教，对华南地区青年一代的培养，推动进步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期间，许崇清先生的政治态度是鲜明和坚定的。许崇清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拥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日救国。许崇清主张实行政治民主，坚持进步，是中国国民党进步力量的一位代表人物，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尊敬和支持。1941年7月许崇清怀着对中国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愤慨的心情离开坪石回到韶关，继续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许崇清专心从事教育哲学的研究。他十分重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许崇清依靠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出版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和《学园》四份刊物，成立新建设出版社，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向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中国国民党军队宣传抗战，宣传民主团结，宣传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要旨，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对当时华南地区的抗战工作、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国民党右派实行文化禁锢的荒漠地区，许崇清先生是南中国的文化旗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崇清先生继续在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江苏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许崇清坚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和哲学概论。他对国民政府的法西斯政策和发动内战十分不满，撰文抨击独裁专制，呼吁实行政治民主。许崇清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密告，1949年初，许崇清离开广州出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努力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表有独立见解的教育论文，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教育事业的建设进行教育理论的准备。1949年10月，许崇清先生在港九教育工作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热情号召华南教育工作者“坚决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为建设统一、独立、繁荣、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广州解放后，许崇清先生回到广州，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1951年，许崇清重新回到中山大学担任校长。许崇清深情地说：“我国的文教事业真正是培育人才，发展学术的事业。我献身教育的宿愿，才真正得到实现。”
许崇清先生为提高祖国人民文化教育水平，培养人才，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德高望重，桃李遍天下。许崇清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1949年后，许崇清先生参加广州大学的接管工作，1951年1月起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他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奋斗了二十年，为中山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崇清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许崇清先生为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同志为副校长。许崇清、冯乃超两位校长，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海内外爱国人士和校友也都深庆中山大学得人。许崇清、冯乃超两位校长努力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稳定教学秩序，进行调整、改革，顺利完成了院校调整的任务，为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崇清先生为中山大学操劳奋斗到最后一息，他的办学思想和负责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许崇清先生怀着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心愿回到中山大学。由于许崇清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这所大学，有深厚的感情。许崇清以高度的责任感，决心一定要将中山大学办好。许崇清先生常谈起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的历史背景和他当年参加筹备中山大学的情况。他还记得文明路旧校区礼堂上的一副对联：“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许崇清说，这就是我们办校的目的和办学方向。他经常勉励青年学生向孙中山先生学习。1956年，许崇清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宣读宋庆龄副委员长的纪念文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他说：“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们要发扬他忠于革命、忠于真理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对革命事业的不变的热诚。”他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互相勉励，共同努力，为培养千千万万的忠诚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才，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而奋斗。由于许崇清的建议，学校决定将校庆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学校决定成立孙中山纪念馆，许崇清指示将孙中山先生研究列为我校科研的重点。
1952年全国进行院校调整，广州原有大专院校调整为一所综合大学，四所专门学院，中山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院校调整后的中山大学，原来的总体规模缩小了，学科结构改变了；原来文理两所学院的重要学科如哲学、语言、人类、天文、地质等系被调出，物理、数学、化学等系的教师调出过多，学制又从四年改为五年，师资不足，教学任务十分艰巨。许崇清、冯乃超两位校长认为中山大学是有国际地位的大学，院校调整，中山大学被大大削弱了。他们认为各个大学都有良好的传统，都应该保存下来。中山大学应该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着院校调整后的种种困难，许崇清、冯乃超两位校长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创业。有一段时间，冯乃超同志身体不好，离校疗养，许崇清先生肩负重担，埋头苦干，保证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实施，并开拓了学校专业设置和科研的新局面。
许崇清先生十分重视苏联的教育经验，但他主张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有益的部分，不能机械照搬。1955年和1956年，高教部召开校院长和教务长会议。当时全国高校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体质下降；有不少学校出现机械照搬苏联的教学方法的情况。许崇清校长在会上结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许崇清认为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下降，违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应该调整教学计划，精简课程，改进教材教法，改变“背学生过河”的现象，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首创精神。许崇清回校后，主持会议要求各系修订教学计划，精简课程，改进教学内容方法，同时，加强对学生体育锻炼和文艺活动的指导，从而保证了学生的健康，并提高了教育质量。他要求各系自编教材，改变完全采用苏联教材的做法。他积极推动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认为这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教师的科研要带动学生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他的倡导下，中山大学教师的科研工作和学生科研活动迅速发展，1954年冬全校只有4个学生科学小组，1956年增至78个，并成立了学生科学研究协会。由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校园里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局面。
许崇清先生非常关心教育改革。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教仁者襟期，“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次规定下来永远就是这样的。它适应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直到社会主义建成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它也跟着共产主义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改革是逐步的”。1958年，全国开展教育革命，“左”的思潮泛滥起来，影响很大，许崇清对此提出了批评。许崇清这种对人民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许崇清在1959年《怎样解决人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不能设想，这样一个革命，似乎是可以一天内就完成得了，或者是搞一次‘运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更不是重新改变既成的体制和制度所能实现。这是一个新东西逐渐代替旧东西的过程。”许崇清指出：“既然这个革命所要求的是当前教育发展过程的内部矛盾的根本解决，而这些矛盾又自有其非对抗性的特征，我们采取的方法就要适合这些特征。”他阐明了人民教育改革的性质、任务和方法，提出进行教育改革，必须掌握人民教育发展的规律，正确对待文化科学，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能简单粗暴。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许崇清的意见是真知灼见、肺腑之言。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崇清受到冲击，几次被批斗，在1969年一次被批斗后回家途中摔倒，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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