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共有十七章节。《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 在第一章节《麦场》至第十章节《十年》里，作者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日常生活。《麦场》写到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之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渐渐不注意麦子，每日进城，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而这种时候，地主还要加地租，他和李青山等人想发起“镰刀会”进行抵抗，但中途失败，他家的青牛卖了，无法种地，他只得编鸡笼去卖。可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贫困。“五月节”到了，由于米价跌落，卖的钱不够还债，成业家连一斤面粉也买不起。在东北严寒的冬季里，孩子们饱受摧残。生了病无钱医治，任其恶化，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孩子死了，只是随便地用草捆起来，扔到乱坟岗任野狗撕扯。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
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踊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
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她的出生并没有给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带来多大的快乐。封建意识、封建文化作用于她身上的注定的是要么顺从地接受，要么在反抗中冷淡地度过。在她的记忆中，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作者的父亲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父亲的身边经过，萧红就像自己身上生了针刺一样；父亲斜视着萧红，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而祖母对萧红有的也只是冷淡，甚至用针刺她的手，母亲对萧红有的也是隔阂和疏远，她是在缺乏爱，缺乏朋友的环境中成长。只有祖父笑眯眯的眼睛和他的慈爱才是萧红童年唯一爱的记忆。所以当祖父死了的时候，“好象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接受过新思想的萧红对封建包办婚姻进行了反抗，离家出走了。但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封建习俗的浓雾下，历史积淀的重负使女性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生存的空间，温饱成了首要的问题。“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这种状态下，萧红选择了放弃自由，又回到了那个封建专制的家，但她的出走已触动了封建礼法的统治地位，所以当她一回到家时就被软禁了起来。在长达十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被看作家庭的耻辱，礼教的破坏者，被当作异类受到周围人的排斥。正是在这期间，萧红除了她自身的精神压抑外，还看到了农民悲惨的生活，看到了那些固守在故乡的劳动者的悲惨境遇、历史及自身带给他们的双重枷锁，由此引发了她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索。这使萧红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认为精神个体自由才是价值的最高体现。这为她日后描写农村生活和反抗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生死场》中的人物和地点，都能在那儿找到出处。当萧红再次出走时，已经有了对生命意识的最初体验。
《生死场》以哈尔滨近郊某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当地村民和他们视为珍宝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萧红23岁写作《生死场》时，正被父亲软禁于阿城县，惩罚她躲避包办婚姻及与男友外逃。
《生死场》的写作，开笔于哈尔滨、收笔于青岛。1934年4月22日起，萧红在哈尔滨出版的《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发表《麦场》、《麦场之二》小说连载。《麦场》、《麦场之二》的主要内容被作者收录于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开头两节：《麦场》和《菜剧》。
赵三
黑龙江某偏僻农村村民，王婆丈夫。本是一个有着抱负与理想的汉子，身上有着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硬气。可惜一场牢狱之灾，使他变得软弱而冷漠，只知道残忍地伤害自己的妻子。好在最后终于又觉醒了，曾有的血性在身上重现，重新成为可以让人依靠的坚实后盾。
王婆
黑龙江某偏僻农村村民，赵三之妻。她有勇有谋，敢爱敢恨，在面对命运的不公平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抗争，是小说众多女性中的强者形象。王婆在她的一生中饱受痛苦，却从不沉迷于这些苦难中，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萧红笔下的王婆形象，无论是作为妻子的王婆，还是身为母亲的王婆，都向我们展示了她生死场中强者的形象。妻子的身份让她表现出身上难得的与封建传统对抗的特质，而母亲的身份则让她一步步由麻木走向了觉醒，走上了为民族利益抗争的道路。
金枝
她是一位可爱、善良、美丽又坚强的女性，她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爱情，真的不懂，她是被男人强行拉入女人行列的。河沿，是她的伤心地，她受到了来自性的非法的侵害，她拼命挣扎，甚至哭过，害怕过，可又能怎么样，这本来就是一个肮脏充斥下的世界。男人为了性可以无偿去享用一个女人，暴力施加于女人，而女人却要为牺牲付出很高的代价。
《生死场》主题思想：生命存在的世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生死场》的主题是通过生与死的一系列意象连缀成的。其中生育行为——妊娠、临盆——这些女性经验中独有的事件构成了群体生命现象的基本支架。在《生死场》中，妊娠、临盆这种活动，对于女性来说，是纯粹的苦难，是完全的无奈。这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行为。在这一苦难过程中，女性感受不到任何意义、价值。
《生死场》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生相克的哲学。这种生与死的哲学首先表现在时间的叙述上：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屋顶的麻雀仍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山下有牧童在唱童谣，那是十年前的旧调：“秋夜长，秋风凉，谁家的孩儿没有娘，谁家的孩儿没有娘，一月亮满西窗。这一幅幅乡土风俗画，仿佛是遥远的过去，又似乎是进行中的现在，也可能是不久的将来。历史似乎是凝滞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在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们就在这历史生活的共时中，生活场景的重复中永恒的轮回与循环。
该作品在前部分的叙事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叙事形态既不是那种先后有序、首尾相接的故事情节似的，也不是散乱无序、错综复杂的立体结构式的，而是一个以季节为叙事时间单元、基本按时序变化排列组合的场景。这种以季节为叙事单元的结构，把乡土社会生活内容的单调性、生活节奏的缓慢性，以及农民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性都有力地突显出来。以季节为时间单位，正是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的特点。在那里精神生活是极为匾乏的，只有变动着的季节规约和支配着人们的种种习惯性行为，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潜隐于这些情景背后的，则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性与不变性。在《生死场》中作者不只一次把妇女的生产与家畜联系在一起，她们像动物一样毫无节制的去生产，表现出生殖的盲目性。例如该小说在五姑姑的姐姐临产之前这样写到：“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该小说还写到与死神对过面的王婆，忙着为这个也为那个女人接生，“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人和动物一样完全处在自然的生存状态中，他们把生命的出现不是作为人的存在过程，而是当作普通动物的生理机能，这不能不叫人震惊。
萧红笔下的人物一般是比较抽象的、片面的、似乎缺乏与生活血脉相连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以及与具体现实相关的种种社会表现。他们虽有言语，有身份，却大都面目模糊。在这里没有过去，“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没有未来，人已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起就过着那样的日子，也许千百年来就是如此。
萧红是从“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来观察和反映农民生活的。然而这生与死又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在人与动物生命活动互为背景审美思考中揭示了普通中国人的麻木精神状态及其空寂无聊、几乎被一种本能的自虐行为和心理促动而形成的毫无价值的人生过程。她不仅写出了像动物一样被原始梦幻支配着的人的生命活动，而且也写出了像动物一样盲目而又惊惧地面对死亡的麻木、沉寂和怯弱的病态人生。在愚昧、麻木的生存状态下，农民成了从出生就走向死亡的自然群体。他们活着，却从未打量过“活着”本身；他们将要死亡，却从不追问生命的限度。王婆三岁的孩子摔死在铁犁上，就象“一条狗给车轧死一样”，起先她心也觉得发颤，可是她一看见麦田在她眼前时，她一点都不后悔，她一滴眼泪都没滴下。因为在王婆的价值天平上，麦田的份量远重于人。
生命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就是在无知无觉的物化状态中，虽生犹死地听命于天，直到生命被耗尽，走进坟墓，一生的痛苦没有代价。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上。该小说从女性的生命人道主义和本能温情出发，表现了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
在《生死场》的前十章中，描写了女性身体的种种体验，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涵。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妇女生育世界，在女性的生育过程中，又频繁地将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列在一起：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决斗，从牛棚里撞了出来。
生活和生育是女性面对的恐怖现实，死亡亦是如此。在该小说中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文本中所涉及的死亡描写几乎都是发生在女性身上，而女性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也是比比皆是。温和多情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丈夫的折磨。“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在丈夫石头般的冷漠与摧残下，被折磨成了形状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象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女性身体的变形与毁灭，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萧红在小说中苦心经营了一个女性的生与死的世界，她向读者展示了女人是怎样生活着的，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来自男权世界的伤害使乡村妇女永远难逃令人颤栗的灾难，使女性正常的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也使生命的个体价值被无情践踏。萧红对女性命运的探索，映射出了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里，愚昧、偏狭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女性人格的本质摧残。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以最直观、最敏感的方式体验着人生，从她们的命运遭际更能看出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充满了奴性色彩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着的农民，他们的愚昧、麻木和无知等精神特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而所有这些特性纠结起来则构成了他们顽固保守、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只要没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他们自己是不会想到动弹的。只有当他们生存的最后一处空间被占据的时候，他们才会走上反抗的道路。但他们的反抗是盲目的，就象动物终究斗不过他们的主人一样。残酷的压迫也曾触动了老赵三，他激烈地反抗过地主，他们自发地组织“镰刀会”，要求地主减租，但在地主给了他一点好处后，他便同地主讲“良心”，对地主感恩戴德，还挑菜进城去孝敬东家，成了地主忠实的维护者，心甘情愿地继续忍受剥削与压迫，在贫病交加中苟且存活。对于这种民族劣根性的检讨，萧红是把它放在历史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的。她揭示了农民身上的阶级意识在面临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伦理情结的冲击时，是如何被破坏与瓦解的，以此在更深一层上探讨了农民从自在到自觉的真正意义上的转换中，他们自身主体精神的觉醒和文化更新是先决条件。
正因为中国人不肯动弹，所以必然会招致挨打。该小说在后七章中描写了在日寇践踏下，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连做奴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寻生与求死的选择里，农民们爆发了带有原始色彩的抗争。
该小说关注更多的是“生死场”上延续千载的畸形人生和表露在热烈的骚动后面的让人颤栗的病态心理。这仅仅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生死场上的农民们是被动地接受外敌的入侵，后七章所展示的抗日斗争的盲目、混乱、松散客观上说明了这一点。当“主体”的精神状态尚未成熟到自觉地追求真正的“人”的生存时，这种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被迫的，很难成为普遍的生存样式。只要中国人的保守性还在，那么，即使异族的侵略搅动了他们沉寂的生活，他们也未必能因此而凝聚起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彻底地将旧的生活完全改变。外来的侵略加强了萧红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在这里，她从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保守的严重危害。这是她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另一条途径。
萧红在关注祖国的命运，也在思索人类的生死病苦，在广漠无边的忧患感和悲悯、苦寂中化转。因而，在小说的后半部，萧红又通过对金枝的描写，不由自主地越过了“抗日”问题，将着眼点投向了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女性。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后只身逃去城里求生又被强奸。家园荒芜，饥饿困顿中象野犬一样流落街头的金枝，对于女性命运有着最深切的认识。她惧恨日本军，然而，她直接亲身感受到的屈辱却始终都是中国男性对她的暴行。因此，当王婆斥责日本兵切开中国孕妇的肚子，残杀女人和婴儿的暴行时，金枝的反映是：“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鬼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金枝除了恨她自己，其它的什么也不恨。金枝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军的侵略。然而，在造成她苦难命运的势力中，不仅有来自对立阶级集团的压迫者，更直接的还有来自同一阶级阵营里的男性。毫无疑问，在她的心中有一种朴素的抗日情绪，但这种情绪并不能抵消中国人的暴行对她的伤害。女人能够体会到战争所带来的依然是：作为男性压迫的日本人。民族性的情感分界在她们的潜意识里是很模糊的，一场历史的变故未能从根本上使女性的处境改观，她们依旧在自卫和保守的暗河中潜渡，努力为自己寻找一点儿的生存权利，来抵挡随时可能降临的异己势力。金枝的形象出现在该小说的后半部，在不经意间越过了“抗日问题”，而将着眼点投向了中国社会自身所存在的不合理性，相对地减弱了抗日的一面，同时也显现出单一的“抗日”的主题是无法涵盖小说的全部内涵。
从作品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脉络来看，尽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萧红将主题指向了抗日的方向，醒目地镶嵌着觉醒与抗争的时代主题，但是，最能体现萧红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的部分，恰恰不是那些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非女性的笔触，而是那一个个散发着黑土地特有气息的生活场景，是生死场上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混沌、蒙昧的生存状态，以及诉说女性在饱受心灵煎熬时无以言状的痛苦，和叙写女性在遭受肉体磨难时遏制不住的哀号。因为在这里，在对战争的叩问中，不仅融会着萧红那份感同身受的现实人生体验与思考，而且渗透着她对历史文化蕴含的深邃感悟。民族的兴亡，是萧红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生与死的一个侧面的探讨。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探究，对民族自立的潜在障碍及其封闭、落后而又愚昧、陈腐的文化心态的历史反思。这是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另一条途径，从而将“国民性”思考的文化指向和历史主题引向深入。
《生死场》着重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不太注意的历史惰性。全书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这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缺陷的构思反倒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它隐藏在芸芸众生的生命现象之下。在这片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土地上，死和生育同样地频繁，显示了生命——群体生命目的的匮乏与群体生育（命）频繁繁衍的对立。”
叙述视角：萧红早期文本广为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零度聚焦，《生死场》属于这一类型的文本。在这种被称为“上帝的眼睛”的第三人称零度聚焦中，叙述者处于一个无所不知的地位，他对各类人物的心理、以及对整个故事都无所不知，处于这一视角下的叙述者对叙述拥有着绝对的权威。
《生死场》文本的故事时间分为十年前和十年后，涉及到的人物也非常多，并且叙述在麦场、菜圃、屠场等众多场景间变换，倘若以某个人物为叙述视角是无法将这幅广阔的图景毫无遗漏地展现出来，这一具有史诗性的文本只能靠零度聚焦，才能将宏大的叙事维持。
1、在《生死场》中“你害病吗？倒是为什么呢？但是成业是乡村长大的孩子，他什么也不懂得问。”
2、“小小的孩子睡在许多死人中，她不觉得害怕吗？妈妈走远了，妈妈的嚷泣听不见了，天黑月亮也不来为孩子作伴。”
3、“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轻的马，为了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现在它是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没有用处了，只为了一张马皮，主人忍心把它送进屠场。”
在这三个例子中，叙述者的情感指向分别是女人、小孩、动物。这几类叙述对象在早期文本中经常被叙述者给予极大的同情。从上面的三个例子中，很明显地感到叙述者的情感是有所动的，并且已经跳出了自己作为叙述者所处的位置，把自己附着在人物身上去亲身感受和体会，情感地表现呈现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以上所列举的几例，叙述主体的情感都是外显的，读者可以直接在文字背后感受到主体在文本中所持的情感态度，这一模式在初期文本中广为采用。而在叙述者激情介入同时，叙述的声音和情感明显是与隐含作者的声音及情感相重叠的，并且在叙述声音和情感的背后，体现出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而在萧红早期文本中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性，即价值判断中带着大爱或大憎，并且这种爱与憎往往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情感疏离价值的不吻合：
文本中叙述者的激情介入固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除去这一模式之外，叙述者还尝试着一种新的情感表达，叙述者声音和情感明显地与隐含作者的声音情感不合，由此而产生的文本价值并不能像激情介入这种模式一样，可以直接在文字中找到隐含作者的价值选择，而是激励着读者调动自己的思维，去探寻文本的真实价值所在。
在《生死场》中写到成业满足了自己对金枝的欲望后“吹口哨，响着鞭子，他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的”。在这里叙述者没有用震撼人心的字眼描写金枝，也没有采用控诉式的话语，而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去窥测，在男性视角下性欲得到满足之后的愉悦与轻松，明显是以金枝牺牲为代价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叙述者的情感冷藏起来，只字未提金枝的状况，但是在叙述的声音中却清晰地呈现出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隐含作者声音的不合，话语的弦外之音也只有读者借着自己的想象去完成。这种方式减少了由于叙述者一味激情介入所带来的情感泛滥，避免了读者情感的疲惫，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去揣测叙述者本身所表达的意义。疏离效果的生成，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余地，而且缓解了叙述主体因大量情感抒发带来的情感单一性，因此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产生审美距离，延长审美的时间，并且促进了叙述者在后面的文本中反讽叙事的成熟。
萧红写景，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技法，喜欢彰显和铺排自然的雄奇、辽阔，再逐渐过渡到人物，不仅丰赡，而且有层次。《生死场》开头就是“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着榆树的根端”，奠定了乡村写景的基调。接着由远及近，由景及人，镜头聚焦到榆荫大道，榆荫中的羊儿，麦田和高梁地里的“罗圈腿”，走在杨树下的“二里半”，阴影中洗衣服的“麻面婆”。在乡村，农民是最接近大自然的群体，他们的生产生活无不与土地、树木、庄稼、动物息息相关。所以萧红笔端的人物，显得更有自然的气质和性格。其次，由于她在写作中投入了厚重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情感寄托，使这种描写景、物、人的景语，更是情语。服毒未死的王婆身体恢复着，然而她心中是悲凉、落寞的。尽管如此，田庄上的人们怨恨夏天，她却一向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绿的叶子，肥的园林，更有夏夜会唤起王婆诗意的心田，她该开始向着夏夜述说故事”。是的，大自然是受伤心灵最好的疗救者，它以自己的郁郁葱葱，花红蝶舞，清风朗月，宁静安谧，向人们播撒着生命的活力。这段心境描写就是王婆平日乐观、爽朗、健谈性格的写照。“作者情感的投射，对人物悲悯的沉思，是通过自然景物为媒介传达的。
该小说对于一组女人的命运进行了集中抒写。五姑姐难产的过程，是血淋淋的，现场描摹的真切和大胆，展示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原生态画面。狗在房后的草堆上生产，猪将生产，五姑姐也难以逃脱女人“刑罚”的宿命。“土炕上扬起灰尘。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与动物相对顺利的生产相比，本就不公，萧红在此却不驻笔，偏要延长叙事时间，撕开人间最后一抹温情的面纱。难产中遭到丈夫的打骂，使女性又加上“夫权”的压迫。这样，多重的压迫，同时向临难的女人袭来，让人感到撕肝裂肺的痛苦。
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
《生死场》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但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
《生死场》书里写农民们正在辛勤地生活，突然东北沦陷了，一群群善良的人被屠杀，被强奸，逃到哪里都没有用，只有一条真实的路——反抗。
——王瑶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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