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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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伯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求职与创作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汤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这其中，可以把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看作一个单元。前者为历史哲学思想，后者则偏重于历史叙述。当然，二者都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他们还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以《人类和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为事实依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概括得出；《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史实则以《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描述人类历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类必须抉择》为一单元。这三部著作集中展现了汤因比对人类现当代文明的思考、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谋划与憧憬。《汤因比论汤因比》为一单元。这部以对话录集成的著作是汤因比在生命末年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自我总结和介绍，对于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很有助益。
汤因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12巨册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1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后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由于对历史的了解，汤因比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1922年汤恩比开始构思其《历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亚农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而获得灵感。这件事透露了赋予他作品特殊气质的种种特点，即他对历史广大连续性的领会和对历史型态的见解、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等等。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完成了许多小部著作，并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直至1956年退休为止。汤因比著述颇丰，在50及60年代继续完成有关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历史与世界游记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将强调重点从文明转到高等宗教作为历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腊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
汤因比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汤因比对文化形态的基本看法如下：
历史研究单位。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从而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国别史与断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个个文明（或社会）。
文明的数量。在汤因比，文明考察的视界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二十六种。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即上代文明与下代文明的关系。他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从而疏离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
文明的可比性。在汤因比看来，以上这些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汤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个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的应战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尺度。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顺利成长壮大的，事实上，有些文明流产了，有些文明则在它们生长的早期就停止了，这显然是因为挑战过量而致。在他看来，文明生长的尺度应当是，在一系列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移入到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决能力”的丧失。
文明的解体。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所持的悲观论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
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
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
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事关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汤因比说，他后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从乐观转向了悲观。在每一次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之后，他都想人们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那么做了。他一直认为，人们不会再用核武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然而，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进行一场相当于世界大战的战争了。除了核武器，人们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类正处在下一次由自己造成的突然爆发的麻烦中。另外，心理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困惑对于人们的影响也相当于战争了。
汤因比一直认为，人性中爱的一面将战胜其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然而，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原因，汤因比变得更为谨慎和悲观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曾告诉他，当他们用刺刀去杀人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怖的，而当他们在远远的地方向敌人开枪或者用炸弹炸一群敌人时，就不会觉得恐怖了。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士兵给德国士兵取绰号，把他们叫做德国丘八，这样，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杀死这些敌人了，因为他们不是人。而如果把德国人看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德国青年，他的口供里还揣着家书，要去心安理得杀死这个德国青年就困难多了。
汤因比说人生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关于人生的脆弱和不安的隐喻。汤因比是以他的伯父阿诺德·汤因比命名的。这位伯父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死于脑膜炎，汤因比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位伯父。他说如果自己也像他伯父那样三十五岁就去世了，那么他就会死得悄无声息、毫无成就。他经常觉得他会早死，不过他却挺长寿。他活得越长，就越觉得自己得了不劳而获的好处。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战士，那么他可能已经像他的许多同学，像交战的另一方的许多人那样已经被打死了。他总是想，那些二十五六岁时就被杀死的人的同龄人会取得什么成就。汤因比指出，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却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不合理和野蛮。汤因比还说，他收到过一些信件，这些寄信人说他们撰写了论述历史的书稿，可是却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它们。汤因比说通常他能够理解为什么出版商不愿意接受出版这些书稿，因为没有多少人会被历史选择上从而获得成功——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比起他的叔父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他的同龄人，那些活着并做过努力却没有成功的人要更加悲惨。
汤因比的隐喻的第二个方面，是痛苦转变的重要性。汤因比说，他既有过人们都有的痛苦，也经历过自己独有的痛苦。遭到痛苦之后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它们。是简单地对它们持否定态度，还是被它们激怒、压倒或者通过它们而有所成就？汤因比说他是尽力而为的，并认为自己是以正确的方式对待痛苦的。在《浮士德》中一段著名的话里，上帝说人太容易松懈，几乎都喜欢绝对的安宁，他乐意给人一个伙伴。上帝所说的这个伙伴就是魔鬼靡菲斯托。汤因比说，魔鬼是一个必要的刺激者或者挑战者，歌德的这段话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深奥的道理——这种魔鬼是在使贝壳生成珍珠的沙子，虽然对贝壳是有害的，但却生成了珍珠这样一种美丽而有价值的东西。看透真相的人们已经用诸多方式提出过这一哲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