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是当代作家龙应台和其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在信中龙应台和儿子交流内容很广泛，有音乐、电影、民主、权利、德国教育制度、东西方文化碰撞等，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认真”；龙应台则“有八分认真，二分知性怀疑”。安德烈对龙应台“嘲笑有加”；龙应台对安德烈“认真研究”。
1999年，安德烈14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中国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和安德烈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电话打久了就变得无话可谈。
2003年，龙应台卸任公务员职务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所以龙应台就想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就这么下去，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第二个选择就是，做些事情来认识一个18岁的人。如果是前一个选择的话，龙应台挺不甘心。所以才会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着被安德烈拒绝——她还是找了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形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后来成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中国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中国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
安德烈（Andreas Walther），1985年12月生于中国台湾，八个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国。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学很“好玩”。
思想主题
《亲爱的安德烈》包含着多重“复调”。作为观念冲撞的展示，它的第一重是母亲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的对话——细读开去可感受到，这有往有来大致对称的文本，既展示了对话的可能，又证实了对话的虚妄，也就是对话之间的各自孤立——在母亲寻求沟通的努力之下，更加彰显出思想统一的不可能。第二重，是读者来信与母子俩通信之间的“复调”。正是从读者来信中，可以读到一种观念的交锋，既是对龙应台单一话语立场的一种挑战、对于大男孩安德烈有待完成的思想观念的一种修正，也是对书中人物置身的这个斑斓而多义的当代文化语境，做了一个粗略而鲜明的写真。
比如，安德烈来到香港求学，就这个城市的观感，和龙应台、弟弟菲力普、还有一般的读者，有几个回合的书信辩论。
龙应台写了一篇文辞并茂的文章《文化，因为逗留》来回复儿子：香港这个忙碌的城市没有诸如咖啡馆之类供人流连消磨的公共空间，所以，自然不能产生优雅的文化。这观点本来也不错，但是，仅仅就缺乏悠闲而便利的公共空间来展开批判，似乎失于简单。作为文化批评者，将中西文化做出对比，这是龙应台一贯的方式，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在21世纪的视野里，显然缺少足够的穿透力。
艺术特色
在这本书信集中，儿子是初生牛犊，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笔尖锐，时而正经，时而戏谑，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坦率的话语着实把严肃、认真的母亲吓了一大跳。面对青春叛逆的儿子，龙应台首先接纳了他的认识，然后才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他进行具体话语的探讨。话语中蕴涵着慧智、平等、尊重的思想和人文关怀。
从语用角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亲爱的安德烈》中龙应台的话语符合会话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的运用，使龙应台的话语处处显示出平等、理性、慧智的母性光芒。从合作原则所蕴含的关联准则、信息适量准则、信息真实准则、信息明白准则来解读她的话语，可以加深对其创作理念、创作风格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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