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我”与同伴乘坐飞机到火星探险，没想到飞机坠落、同伴身亡，只剩“我”一人来到这陌生星球的古老国度——猫国。在猫国，一群猫人要抓“我”，“我”开枪吓跑了猫人，并被一个叫“大蝎”的猫人救走。原来，大蝎是一位地主兼政客，他救“我”另有所图：在猫国，有一种叫“迷叶”的粮食，吃了它就会精神振奋，因此猫人经常偷抢迷叶。但是，猫国人十分害怕外国人。所以，大蝎就想请“我”帮忙守卫迷叶。
“我”了解到猫国人原来也是正常吃饭的，只是在吃了迷叶后就不再吃饭，也不爱劳动，甚至都不洗澡了。“我”有一次跑到河里去洗澡，没想到大蝎竟然组织猫人来参观，并以此赚钱。“我”对此很生气，后来大蝎在收取迷叶时打了工人，“我”便让大蝎接受惩罚，使大蝎很不高兴。收好迷叶后，大蝎带人将其运至猫城，“我”也一同前往。在猫城，“我”发现了这个国度的诸多弊端：猫国的孩子第一天上学就已毕业，而且都是大学毕业；猫国校长以卖校产为生；猫国博物馆也被国家卖光，并以此作为经济支柱；猫国学者们经常互相诟骂；猫国也改革，但是只是听说外国改革了，自己也模仿着改……但是尽管猫城如此混乱，猫国人还是很快乐，每天在街上闲逛。
敌矮子国来犯，可政客们在讨论如何退敌的会议上竟与妓女玩乐。于是，猫国的士兵溃败投降，献出了自己的城市。不过，敌人不仅没有放过猫人，还对他们展开了屠杀。只有十几个猫人跑到山里，可是，他们自己竟也互相残杀起来，最后只剩下两个猫人。当敌人找到这两个猫人时，他们还在互相撕咬，最后敌人把他们放在木笼子里，看着他们互相咬死。至此，猫国灭亡，“我”乘法国的探险飞机回国。
“我”因飞船毁坏，被迫降落到火星，被火星的猫国人利用看护迷林，借护送迷叶的机会进入了猫国，见证了猫国的灭亡。小说中的“我”一开始是理性的旁观者，但这种洁身自好却没能终始如一，在观察猫国的过程中，看尽了猫国的腐朽，也在不自觉中深陷猫城这片泥潭之中。
贪婪的“进步”青年。大蝎是政客群体的代表，固执地遵守着渗入骨髓的旧体制、旧规章，每天沉醉在吸食迷叶后的迷幻世界中，但他年轻时也是个新青年，有前卫进步的想法，这一点在小说中借其儿子小蝎的话一笔带过了：“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大蝎的形象不仅代表政客群体，还代表着老去的上一代“新青年”，在利益冲天的物质社会的消磨下逐渐被同化成了现在这般被金钱利益驱使，奴役于皮肉物质的形象。
冷血的“进步”青年。小蝎是“我”在猫国的朋友之一，是大蝎的儿子，猫国的青年代表，留过洋，口吻里带着外国味道，在小说中扮演为“我”解惑的一个角色。他知识广阔、思想深远，对猫国教育有二次犀利深刻的批评。一次发生在“我”询问新派的女子是否都受过新教育时，小蝎回答说：“猫国除了学校里‘没’教育，其余处处‘都是’教育！祖父的骂人，教育；父亲的卖迷叶，教育；公使太太的监管八个活的死母猫，教育；大街上的臭沟，教育；兵丁在人头上打鼓，教育；粉越擦越厚，女子教育；处处是教育……”
公使早年死掉了，留下了公使太太和他的八个小妾，公使太太带着这八个小妾一起生活。公使太太的可悲在于她从来都是与世浮沉，固守着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教条，比如谦柔卑下、守节等等，这些教条同时也成为了支撑公使太太遗留在社会的尊严，她小心翼翼、谨慎遵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扮演着男权社会下的“好太太”，以此得到心理补偿和精神慰藉，来填补现实生活的痛苦和不堪。
写《猫城记》时，老舍刚从英国回国不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硝烟骤起，日军一举鲸吞东三省，隆隆炮声震撼华夏……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广大民众忧心似焚。作为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的作家，老舍恨透了那些侵略者，恨透了那班贪官污吏。他拿起笔，写下《猫城记》。
老舍先生的写作目的之一是因为其在回国之后，看到中国社会的现状，当时的社会真是让人无法直视，社会不仅落后，国家腐朽不堪，社会千疮百孔，人性自私自利，愚昧无知，不思进取，老舍先生对此感到即无耐又痛心，同时也非常的失望。所以，在《猫城记》中，老舍先生用大蝎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大官僚资产阶级，用小蝎象征着留学回来的新阶级思想主义者，而用大鹰则代表着改革派。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京人艺编剧，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柳家大院》、《龙须沟》、《茶馆》等等。
在《猫城记》中，老舍虽然采用童话故事的形式，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文章进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批判。《猫城记》中的“笑”不再是“笑”，笑中带着讽刺与嘲笑，鞭笞中华民族的品性陋习，在每个笑声背后都暗藏着某种让国民感到内心沉痛的蕴意。老舍先生写作猫城的目的就是与自己的国家与社会相比较，猫城就是代表着当时的中国，而猫人则代表着当时的中国人。在《猫城记》中，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和教育等问题，并指出“立国”需先“立人”的救国之道。
《猫城记》中的反乌托邦社会，凡正常秩序以及规范等符合大众价值观的东西均被颠覆，丧失了合理性，并将其表述为全民狂欢。通过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老舍对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以及现实社会和人情冷暖等无情的进行了讽刺，并且巧妙的规避了很多写作上的阻力和障碍。既可以避免直刺当局而造成麻烦，又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加大了讽刺力度。
《猫城记》的反讽，主要是指能指、所指之间的背离统一。对于该小说的反讽而言，其最为显著的修辞特征，言非所指是最为突出的特点。基于诗学视角来看，借用瑞恰兹所言，反讽来自对立物的均衡，通常冲突、排斥以及抵消等方面，结合成平衡状态。事实上，猫国人即为当时的国人，采用反讽手法说明老舍在国民劣根性方面讽刺的同时万般无奈之感。
《猫城记》中的强烈对比，主要体现在独异个人、庸众之间。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中，最不缺少的一种人就是很少以独立个体呈现。虽然其面目模糊，难以考究，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普遍存在，比如街头闹市以及茶馆饭堂亦或是寻常巷陌等去处，均有他们的身影。这说明这种思想已深入骨髓，并且演变成一种扭曲的文化现象，文化影响长期余存。《猫城记》中的人物对比非常的鲜明，讽刺意味也非常的强烈，同时也折射出老舍先生的悲观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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