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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油画（纵：405cm；横：230cm），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场面气势恢宏，喜庆气氛热烈。时任中国领导人，11位入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泽东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亲自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1年初，中国中宣部、文化部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参展地，迅速组织中国几十位知名画家，进行突击创作。短短几个月，便创作出近百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美中不足的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经典时刻——开国大典的作品没有。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像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去选择画面构图。
画作草图构思：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外，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却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第一版创作：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董希文的老友、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画面上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从开始创作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
1953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布置了一场特殊的展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参观《开国大典》油画作品。毛泽东称赞：“是大国，是中国。”
第二版：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算，1955年，董希文奉命将《开国大典》画中的高岗删除，高岗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为第一次修改。
被第一次修改的《开国大典》油画，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中国时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第二版《开国大典》油画，在1959年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被陈列在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第三版：《开国大典》第三版有两个：一个是在原版修改的版本；另外一个，是复制版本，并修改。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画面上的刘少奇去掉。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1970年，当年掌握文化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命令中央美院几个教师回北京，让他们把创作的几篇革命历史画“刷新备用”，其中就有《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早在两年前就抹去了刘少奇，“上面”让刷掉林伯渠，也就是该作品左边那位，刷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代，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有林伯渠，搞“约法三章”的也有林伯渠。虽然，当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早于1960年逝世，没有赶得上被打成“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与江青有历史积怨的人，江青一个都不能放过。焚尸扬灰有所顾忌，从画上抹掉却是江青的权力能及的。无奈，画家董希文此时已是重病在身，无力应命了。无力应命也得“刷新”，《开国大典》的特殊影响，决定了谁也不敢把它打入冷宫，使开国大典的历史成为空白。于是，董希文只好请他的学生来完成新的删改。这次，学生没有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删改，而且临摹了一幅以应“刷新备用”之需，终于使董希文的笔下，保留了林伯渠的形象，没有再一次造成历史的遗憾。（这次可以定性为第三次修改。）
第四版：1972年，当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开国大典》该油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开国大典》复制品，存放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董希文（1914—1973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14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73年1月8日逝世。先后就读于杭州芝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以及越南河内巴黎美专分校等艺术院校。师从艺术大师林风眠、颜文良、刘海粟、常书鸿等前辈，学习中西方绘画艺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董希文随杭州艺专迁徙于贵州、云南。1939年去法国留学。
1943年，董希文到大西北的劳苦民众中体验生活。在此期间，他曾用三年时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并结合现实生活进行创作，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1946年，经吴作人、李宗津推荐，董希文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并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董希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1952年初，董希文承担了创作油画《开国大典》的重任。作品有：《北平入城式》《新解放区的生产自救》《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春到西藏》《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年土地翻了身》《哈萨克牧羊女》《苗女赶场》等。
作品主题
在红色记忆下，重塑新中国
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油画，是受动于中国国家行为下，代表一个民族的政治无意识，该幅作品作为红色经典，是对一个政党、国家与民族，行走至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集体记忆，是红色政治无意识的视觉想象，而全然不是画家董希文的个人视觉私语。作为画家的个体，董希文也不敢承担这幅作品是原创于他个人的创作动机。
《开国大典》充满了新中国诞生时中国人意气风发的豪情，以及在油画民族化探索中的自觉践行。该油画作品，是中国老一辈文人、画家关于政治无意识的集体记忆，由于该幅作品的创作，是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界的国家行为，所以其本身必然就是一幅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是国家画语。
艺术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家也不应该成为政治家，艺术家应该守护自己纯然的职业身份，但是艺术家受动于政治无意识的执著，及其生发出来的不可遏制的激情与偏执，往往会使他们的立场呈现为一种极为前卫的姿态。艺术家们，可能会依凭艺术家的稚气，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无意识的摇旗呐喊者及代言人，并且裹挟着一种非理性的艺术激情而所向披靡。
实际上，上述表述，也可以在一个反逻辑的意义上成立：艺术家也可以成为政治家，艺术家也必须成为政治家，艺术家在政治上对信仰的那种绝不躲躲闪闪的诉求，与执著，必然让艺术家及其审美表现形式不可限量地承载一种宏大的历史内涵，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摇旗呐喊者与代言人。这就是一位宏大的艺术家，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宏大气象所在。甚至还可以选择一个中立的立场言称：在政治的面前，艺术是渺小的；在艺术面前，政治是功利的。其实，人文批评，永远是在诡辩中成立的。红色记忆，是中国从现当代以来，沉淀在信仰中的政治无意识，从理论上递进一步诠释，这种政治无意识，当然是一种社会集体政治无意识。红色记忆作为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在红色经典画家的绘画作品中，无疑成就了他们主流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红色记忆，作为艺术的内容，是在红色信仰者所能够认同与接受的那种宏大、庄严、完满、唯美与神圣的表现形式中呈现出来的。
《开国大典》油画，成功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作为历史画，不同于其他画种，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表现事物的本质，既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又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最后要被人民所接受和喜爱。《开国大典》绘画作品，不仅超越了以书写的语言对历史的红色记忆，更是以画语完成了多元的视觉想象：在红色记忆下，去重塑新中国。
艺术特色
色彩
《开国大典》在色彩的运用上，强调色彩的单纯和对比。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及远处红旗的海洋与蓝天、白云、绿树和鲜花形成强烈对比，使画面热烈而明快；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描绘，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
画天空，不论面积多大，适宜一次涂好，为了将天空画得干净统一，或上下有意识地变化，天色用大碗预先调成上、中、下三层颜色，免得在调色板上拼拼凑凑调得很乱。而调上、中、下三层天色，又应先调上空色，中层色再加白粉或添点其它颜色，就成了下层天际色。
《开国大典》的天空画得干净利落，明朗美丽之极。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画中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该作品画面，强调了物体的固有色，减弱了随光线、环境而异的油画用色法，糅进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绘画技法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
构图
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油画作品，采用了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手法，艺术处理很大胆。草图上，除了毛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的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大约三分之一的画面上，形成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从一般的构图规律来看，似乎失去了平衡。他特别担心画成大幅油画以后，不知将是什么效果。其次是构图上天安门城楼中间两根廊柱之间的跨度大大放宽了，和实际的建筑构架也相差悬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非议。他所以要做这样的构图处理，都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使得国家领导人置身在这样一个天地恢恢的气氛中，从而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庄严宣言。
为了艺术性地反映这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庄严庆典，作者没有局限于人眼所看到的实际场面，而是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于观众面前。为了开阔视野，他把按一般透视规律应该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画面顿觉敞亮起来，展现出一个真正的泱泱大国的气象。
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带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着《公报》的激动心情。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整齐的队伍和严肃的标兵显得庄严、隆重、热烈。城楼上左面的一排大红柱子及大红宫灯，崭新的紫红地毯、盛开的菊花，朵朵的白云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鸽，无不象征着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与和平。远处升起的五星红旗，标志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结束，也是华夏古老民族的新生。
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开国大典》油画，“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画家艾中信：“《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
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思成：《开国大典》“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知名学者、艺术评论家王进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等，为新中国重大美术题材创作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刊登油画《开国大典》，该幅画被大批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并进入中国的中小学课本。
第二版《开国大典》油画，在1959年中国建国10周年之际，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随即和广大群众见面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董希文精心设计的这件新颖的油画被艺术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声誉。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201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首度向公众开放。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展厅两侧悬挂着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开国大典》油画。
靠北侧的原作，是1952年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院创作的，由董希文主创。然而，作品完成后，历经两次大改。一次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画中第一排最右边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一次发生在“文革”期间，因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又于1972年受命将画中的刘少奇改为董必武。靠南的一幅，是1972年在董希文的指导下，靳尚谊、赵域复制的《开国大典》。
2019年8月，该作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