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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论》共四十四行，小楷。是王羲之的楷书书法作品。原作者为夏侯玄，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一说唐太宗所收。现存世刻本有多种，以《秘阁本》和《越州石氏本》最佳。
王羲之书。小楷。褚遂良在《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将其列为第一。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王羲之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字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弘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弘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灶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夏侯泰初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廻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迈全德以率列国，则几於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於两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於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犲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士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覇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殊哉？其与邻敌，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世人大多认为乐毅不能按时攻克即墨是错误的，因此，（我在此）记叙并论述他。
探求古代贤能的心意，应该先从大的方面和远的方面想，一定是（先感觉）曲折难懂，然后方可领会啊。如今（对）乐毅之事的曲折有人还未能彻底了解，因而大多认为他错了。这样让前代贤人在将来被人误解不是很可惜吗，看乐毅赠给燕惠王的信，他大概在谋略上是差不多了，合乎于仁道而且能始终如一。他告喻昭王说：伊尹流放太甲而没有猜疑，太甲被流放而没有抱怨，这是（因为）把大业放在最公正之处，并且是以天下为考虑了。如果想极尽仁道的度量，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使得他的君主兴盛发达，与先君情趣相合，君臣同心协力，这样，大业就能稳定了。在这个时候，乐毅的志向，是千年一遇啊，也将推行千年一遇的崇高仁道。哪里是他拘泥于时局，仅仅为满足兼并呢，兼并（齐鲁）不是乐毅所希望的，使燕国强大而废除仁道，也不是乐毅所希望的。不屑于苟且有成，也就心中没有眼前的小事情了，不渴求小的收获，这是意在一统天下啊。这样看来，攻打齐国是要借此机会来撼动天下，讨伐齐国的目的是要阐明燕王的仁义，没有动用武力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包围城池而没有加害于百姓，这样仁慈之心将传播很远，攻打别国不为谋求（私人）功劳，除掉暴君不用武力，这样，最高尚的美德就能普遍天下；率领其他诸侯国倡导仁道，近乎于商汤和周武王了，乐毅恰好弘扬仁道，放弃（攻打）两个城市，让百姓安生，表明诚信，来等待他们（齐国）出现弊端，使得即墨县和莒县的百姓回头怨恨自己的国君，（最后）愿意放下兵器，像亲人一样依赖我们。善于守卫的智慧，（是）不要随便做什么事情，这样，想要仁道就能得到仁道，（也是）即墨士大夫的仁义啊。责任到了尽头就会随从，这是微子顺从周朝的道理啊。开通更广阔的渠道，来等待田单一类人（降服），助长容纳善良的风气，申明齐国士人的志向。使忠诚的人实现节操，明理的人显著道义，天下昭彰，传给后世。我的恩泽就像春光，百姓就如春草，道义光耀宇宙，贤能之人托付真心，邻国之人倾心羡慕，天下向往，（都）想推戴燕王。随着众人的呼声，两座城邑一定会降服，这样，霸王之业就可实现。即使停留在两城，也会很快告喻天下。不幸发生变故，在当时形势是不希望的，功败垂成，乃是命中注定。如果用威势逼迫，用武力攻打，则攻城只为求的暂时的功劳，让燕国和齐国的士人在两座城池间流血，拼杀形成很多伤残，让四个国家的人来看，这样（是）用放纵残暴替换战乱，贪婪私利，邻国看到，我们就成了豺狼。既丢失了用兵的意义，也丧失了扶弱的仁道，使齐国士人节操受损，废除清廉优良作风。遮掩博大的度量，丢弃的是崇高的王道，即使两座城池能够攻克，称霸天下的事情也背离很远了。再说，燕国即使兼并了齐国，对世人又如何诛伐？与（原来的）邻敌又怎样相处？乐毅难道不知攻克两城很容易么，只是考虑到城池攻克时也就背离霸业了；难道不知不能迅速攻克会产生变故？只是考虑到背离了霸业与产生变故是一样的。因此说来，乐毅没有屠戮两座城池，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注：田单（生卒年不详）：妫姓，田氏，名单，临淄人，汉族，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任齐都临淄的市掾（秘书）。生卒年不详，后来到赵国作将相。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出兵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东南），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