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是作家白先勇创作的小说集，首次出版于1975年。
该小说集收录了作家不同时期的小说，以留学生群体作为描写对象，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立场，是经历了一个从20世纪的中国立场，到21世纪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母亲想方设法借债送漂亮女儿黄凤仪留学美国，但女儿并未如愿学成迈向成功路，而是退学做了陪酒女郎，在异国都市靠出卖色相为生。她的祖国国别变得无足轻重，像个讽刺般的，她常被人当成日本姑娘，在酒廊里还有着“蒙古公主”的美名，被模糊地界定为“东方神秘女郎”以供消费。女儿给母亲的家书报喜不报忧地隐瞒和改写了真相，她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纽约这个“年轻人的天堂”，在那里她活得如鱼得水。有趣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摩天楼意象，但她的感受大大不同于吴汉魂和玫宝（《芝加哥之死》中的人物）：“戴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的人潮中，让人家推起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丁点儿那么大了。湮没在这个成千上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
作者的叙述策略其实也已经表达了对她的处境的暗讽，只是作者的暗讽还伴随着同情。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东亚人的国别身份在美国常被混淆，黄凤仪任其自然地听任他人模糊地看待她，而在出卖色相的买卖中，她的面容躯体形象直接转化为一种具有商业交换价值的东方情调。身份的模糊和泛化给人物带来了放纵的自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纽约客”，她所理解的缺乏自律随波逐流的自由似乎是对美国这个自由之都的一个嘲讽。对吴汉魂和玫宝二人兼有引诱性和压迫性、令他们向往却又让他们恐惧的摩天大楼，黄凤仪却不再感到恐惧反而觉得自由。原因是她已经彻底美国化了，就连中国饭她也已放弃。这个小说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放纵堕落完全不分彼此；但作者也不忍将责任完全归于人物，他充分地考虑到人物在异国他乡生存本身以及寄钱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卖自己年轻肉体的混世就变成了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最后，值得谴责的就成了台湾社会非理性的出国热。
家世显赫、美艳惊人、心高气傲的李彤，原是父母千般宠爱的掌上明珠，到美国后是众多男孩子心中的五月皇后，毕业后出来工作是拿高薪的服装设计师，这样一个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大牌美女，却在美国一年年蹉跎着青春，无处归宿，最后在威尼斯跳水自杀，成为孤魂野鬼。李彤为什么死？连她多年的好朋友都不太明白，或者说不愿明白。表面上看起来，李彤在美国活得好好的，没有理由自杀。然而，外表的热闹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与失落，与跳入密歇根湖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中的人物）一样，他们都是在精神上无所寄托，在美国这个荒原上无处生根的异乡人，与吴汉魂不同的是，李彤不愿割断与中国的纽带而纽带自己断了（父母遇难身亡），父母的离去意味着李彤无家可归。
男性叙事人陈寅的叙述视角，敏锐地描摹了李彤非同寻常的灼人的美；她父母出事后，小说的叙述强化了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放纵和非理性，但叙事者则以低调的关切揭示出她放纵深处的绝望与高傲倔强背后的痛苦。因此，这个人物不仅以惊人的美丽和个性的光芒让人难忘，她心灵创伤的深度和年轻生命的自我毁灭更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同时白先勇将富有历史含量的中国符码巧妙地安放在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身上，她自命为“中国”，而李彤打牌时的对话听来也别有一番滋味：“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作者举重若轻地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带进人物的身世遭际。被李彤封为“美”、“英”、“俄”的几个女友，逐渐结婚生子进入中产阶级稳定的生活轨道，更反衬了她的形单影只；事实上，“只有吃败仗的份”的玩笑话似乎成了一句李彤宿命的隐喻，虽然她表面上从未放下高傲的自尊。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有关国共内战的历史大叙事中，留下姓名的大多是将领、英雄等风云人物，人们看到的是胜王败寇的两岸不同叙述版本；但是悲悯的作家关注的却是每一条生命在历史变故中所经受的具体伤痛与悲哀。对于李彤这个曾经鲜活美丽的生命而言，内战让她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她的海外流亡者（谪仙）身份更加强了她无家可归、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痛。
《谪仙怨》书写了中国姑娘的海外遭遇，《谪仙记》描写了一位女子辉煌却又凄凉的一生，《Danny Boy》和《Tea for Two》，所表现的人物群体不仅锁定同性恋者，还明显可以看出作者人物族性身份的变化。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20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21世纪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1963年，白先勇在遭丧母之痛后，作别英雄垂暮的父亲，一个人飞赴美国求学。这一年，白先勇26岁，已在台湾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发表过《金大奶奶》《玉卿嫂》等短篇小说。尝尽生离死别的年轻作家自此开始经历人生的重重忧患，去国之后，环境骤变，四顾茫然，创作方向随之改变，留美华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与创作的主要内容。1964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发表他去美国之后第一篇作品《芝加哥之死》，自此，开始了他“纽约客”系列的创作。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留美期间，白先勇看到和亲身体验到身在异乡的疏离，由此感悟中西文化差异，抒发文化乡愁，从而写了一系列以旅美华人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尔雅版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20世纪60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20世纪7、80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21世纪初创作的作品。
白先勇，作家、评论家，生于1937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复兴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新解读与推广，重新整理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记》等。曾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
中西文化冲突下人性挣扎
该短篇小说集反映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一群旅美华人的命运，这些在二战后从中国到美国去的“纽约客”经受着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种种迷惘、失落、痛苦、挣扎、幻灭。
《纽约客》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美国梦幻灭的表现，但这种幻灭不同于德莱塞、菲茨杰拉尔德等美国作家所表现的美国梦幻灭，白先勇的美国梦幻灭更多的是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旅美的中国人在两种文化冲突中自我的失落与寻找，这是近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主题，白先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此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探索和反思。
《纽约客》给我们展现出来的纽约形象或美国形象真是寒气逼人。直接的环境描写在这部短篇集里并不多见，白先勇更多的是通过故事展开的季节、具体时间来渲染环境的气氛，小说集时间多在寒冬或暮秋，具体时间主要在夜晚，整个小说集让人感觉寒意森森。《谪仙记》是雪后空气寒冽，《谪仙怨》则有着愈来愈大的风雪，《夜曲》是暮秋的午后迎面一阵暮风，凛凛地侵袭过来，《骨灰》是在十二月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这种寒冷的气氛之下，蕴藏的是纽约客与纽约的隔膜，这座繁荣的国际大城市，这个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世界港口，却不能为他们无所皈依的内心提供温暖的慰藉，他们在这里不管生活了多久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纽约客，是无法在这个城市生根的过客。这样一个寒气森森的美国形象，一方面与纽约客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特殊心态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对人与文化的命运书写
《纽约客》探讨了两大主题，一是人的命运，另一个是文化的命运。在对前者的表述和思考中，白先勇塑造了一组形象鲜明的留学生群像，他们远离故土，来到西方文明的热土美国。通过对他们或失败或死亡或沉沦的命运书写表达了白先勇独特的人生观：命运的无常与不可更改。白先勇对人的命运书写始终侵润着佛教徒搬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显示了他对人生的忧虑与失落。
《纽约客》始终交织着人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的双重思考，人的命运凸显文化的命运，而文化的命运又制约着人的命运。在文化的命运中探索人的命运，白先勇提升了《纽约客》的哲学与美学意蕴。细读《纽约客》可以发现，白先勇的《纽约客》关于人和文化的命运选择无外乎三种模式：抗争、妥协、遗忘与麻木。
人物形象
小说所讲述的对象是在纽约的中国人，他们在二战之后来到美国求学。他们在中国成长、美国受教育，然后在美国生活，渐渐与中国的传统失去联系，而与美国社会又始终存在无法超越的距离，难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联系，他们在精神上与中国疏离，与美国隔膜，这种疏离和隔膜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些有其历史原因，二战后去美国的这些“纽约客”对台湾政权缺乏信心（“纽约客”有一部分来自台湾），对红色中国又缺乏认同感（二战后，美国搞冷战政策，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政策，原来与国民党政权有着一定背景关系的留学生更是对新中国感到陌生、断裂）。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陆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使得这些纽约客们更是与大陆疏离。
《纽约客》中《谪仙记》一篇，被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