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是中国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3年。
该小说的主人公是李青，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李青在被学校，家庭放逐之后，在公园流浪的生活经历。在台北新公园里李青遇见了一群被称为“青春鸟”的同性恋少年。小说故事以这群同性恋少年为主，借由龙凤二人的恋情悲剧，反映当时同性恋者在社会家庭中的生存状况。
他被驱赶十年，念念不忘的是回家，却始终恪守父亲生前定下的规矩，“我在世的一天，你不准回来！”说明了大逆不道，乖违疯狂的龙子内心对父亲的畏惧和遵守。割舍不掉的父子亲情，让王夔龙始终忍受着心灵的煎熬和痛苦，他甚至还希望父亲能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能“设法弥补一些他为我所受的痛”。
傅卫
在被长官查勤时，无意在他寝室里撞见他跟另一个充员兵躺在一起，在做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后，他一心想得到的是父亲的宽恕，最后因为得不到父亲的原谅，“性情高傲、好强自负”的傅卫竟然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的宽容与否居然成为儿子生存勇气的主宰，在儿子眼里，父亲的分量是多么的重。
他在被父亲放逐之后始终不敢再见父亲一面，不是怕挨打受骂，他想父亲心里对他仍然是有一丝希望的，从阿青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看到自己房间里”枕头上还叠着我的一套制服，衣物鞋袜，文具书籍，统统未曾移动过……“看来，阿青的揣测得到了证实，但是阿青还是始终不敢见父亲一面，是因为自己”一辈子也不能忘怀他那张悲怆得近乎恐怖的面孔……再也无法面对父亲那张悲痛的脸“，父亲成为家庭的象征，以至于阿青不是在弟弟和母亲死的时候，而是在最后一次回家避免与父亲见面而悄悄走出家门的时候，”泪水终于大量地涌了出来“，到了这一次，他才真正尝到离家的凄凉。
她在家庭中完全就是被奴役被压制的形象，她偶尔出轨行为所遭受的惩罚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她虽然以逃离李青家庭的方式表达自己通过反抗取得了自我意识，然而她在社会中的存活却依然要依靠着社会中的男人，“她跟着这些男人，一个又一个，漂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她仍然无法摆脱男人得以独立，无法摆脱“他者”的固置，因此她最终只能以“恶”的形式终结——“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
她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只能更极力反抗，却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虽然对于她来说也许是人性复苏的一点启示，却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恍如洪水猛兽的灾难，所以作为具有依赖性的“他者”，她绝对无法自由地把阿凤留在身旁，自由地保有这股顽强、旺盛的人性追求。
她不论是青春美貌之时，还是年老色衰以后都是依靠男人存活的女人，和小玉的表姐丽月一样。她的职业是“他者”存在的最彻底的体现——妓女，妓女是最能体现“他者”的依赖性而又非必须具备延续生命需要的纯粹的欲望倾泻目标，是没有自主性没有自我的存在形式。但小玉的母亲身上体现了人的本身与她的存在方式相矛盾，不论是妻子还是妓女，即小玉的诞生，小玉是她母亲的自我意识保存下来的，是她母亲作为主体的自我体验，包括她的经验、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决定、她的判断，小玉是她自身的而不是他人强加与她的。
《孽子》是一部描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作品描写台北一群被家庭和学校遗弃、冷漠的青年，如李青、小玉、阿雄、小金宝、赵英、阿风、龙子等，聚集在台北的新公园里，在杨教头的领导下组织成了一个非法的地下同性恋王国。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规矩，与美国中央公园的同性恋团伙有联系的同性恋网络。他们不仅卖淫，还偷盗、抢窃和杀人。这批人几乎每人都有一个不干净的家庭。有的是私生子，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有的母亲是妓女，有的父母有外遇，有的家庭出身显赫而又甘愿堕落。也就是每个人几乎都生长在毒根上，受到家庭、社会的恶劣影响。这些人虽然是国民党没有希望的“孽子”，是一帮被上一代和社会造成的人类的渣滓。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毁灭，他们有的心中还深藏着一颗追求希望的心。李青在公园遇到一个流浪儿罗平，李青带着罗平，在辞旧迎新的一片噼噼啪啪的炮声中，“两人迎着流，在那条长长的忠孝路上，一面跑，我嘴里一面叫：“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这象征着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作为一名同性恋作家，白先勇对于第三性世界的情绪特征是最有经验、最有体会的、自然也是最有发言权的。自己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特殊性取向，使得白先勇的同性恋作品，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色彩和细腻深刻的情绪体验。
早在《现代文学》第一期，白先勇便完成了《月梦》——一篇寓言式“同志”小说。于那时来说，同性题材可谓完全禁忌与陌生。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中去除。白先勇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应该写出人情、人性，探讨这两者是最重要的题目。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作家最重要的便是写出心中的信仰。”而《孽子》也并非狭窄地只讲同性恋的人，当时的社会背景，台湾的历史现象、架构，是另外一大主题。两者结合，就是《孽子》真正想表现的。
《孽子》是作家白先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体裁上区别于之前的创作，但在题材上并不是重大的创新。《寂寞的十七岁》《玉卿嫂》《月梦》《青春》等早期作品都涉及到了同性恋问题。时隔多年，白先勇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同性恋的内容，而且《孽子》的写作断断续续用了十年的时间。
《孽子》1977年开始连载在白先勇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上，1981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全本连载完毕。1981年长篇小说《孽子》正式出版。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中文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喇沙书院。1952年移居台湾，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
1958年，在《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与台大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1962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在此定居，于1994年退休。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等。他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不遗余力。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推广，担任青春版《牡丹亭》的总制作人。
白先勇在《孽子》中把他的视角选择和表现重点，落在了对”情“的挖掘和展示之中。作者的笔触伸入了一个极度不合法的国度，一个不被承认，不受尊重的地下世界。他无意渲染同性之间的色情，强调是描写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所以小说的视角是表现那些生活在暗处的美少年，在流浪和堕落中寻找“父亲”的过程——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父亲，而且是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父亲。
“孽子”成为男性边缘体：他们性格上歇斯底里、抑郁焦虑、以至多重人格或不稳定情绪，紧张、兴奋、疯狂、自虐甚至自杀；同性间的追逐狂热，对长久的情感却呈现出麻木和闪躲的姿态，集体的疯狂撕咬与个体的隐蔽逃匿形成极大的异常。文本中，代表家庭权威的父亲和离经叛道的儿子之间关系也极为微妙，互相追逐却又互相寻找，在文本的末尾，我们看到了白先勇对于父子关系的美好期待，以及一点微弱的光。
《孽子》中的人物共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烧得痛不可挡的躯体，是一颗寂寞地发疯发狂的心，作者以动物的本能行为勾勒出这些人在原始欲求的形貌，这是作者的苦心，故意让这样一个见不得天日的爱欲世界化成一座原始森林，让所有人在其中只剩最原始的生物本能，因此，当他们隐藏在旅栈阁楼的破旧床上时，赤裸的两人却把心中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
白先勇娓娓陈述他们的矛盾，也许是要我们从人情的观点去同情这些违反社会成俗或道德期许的社会边际人，尽管同性恋者也有精神上的同性恋，但他们却又十分卑微的去呈现他们的肉欲一面。
《孽子》描写的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族群，他们所受到的“歧视、讪笑、甚至侮辱”也最为严重，小说中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一份浓重的悲情。故事中的人物是一群反叛现实社会的少年，伴随着剧情的发展，与外界环境的激烈对抗是家常便饭，而主角之间剧烈的感情冲突，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令读者仿佛都不忍置身事外。作者却可以将内敛精巧的语言风格一以贯之，自始至终保持客观冷静的创作态度，不进行主观的宣泄，从而保持了作品的完整性。这其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沉稳的美学观念和诗歌写作技法的影响，也有西方现代性意识的表现。
白先勇文学底蕴深厚，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研究，这在《孽子》中的表现就是使用大量平铺直叙的白描性文字和凭借对意象的充分应用，借以间接抒发情感，以达到创作目的。简练的笔墨却表达了极丰富的内涵，使得小说的容量在无形之中得以扩充，并且拥有了独特的审美意义。
书中蕴含了白先勇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作者有技巧性的采用了一种不动神色的旁观叙述策略。作者悄然隐退到了小说背后，抱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观的情感被小心的隐藏；随着小说的进程，通过诸多“事实”的娓娓道来，读者在不经意间却能自己体味到那故事背后的伤感。
父子关系与传统文化的颠覆
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是极为正统的。但《孽子》中的父子冲突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这里，这些同为军人出身的、当年从大陆搬离到台湾的父亲们面对的是一个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水火不容的“另类”性取向。众所周知，根据传统中国伦理规范，男女结合、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大事。中国的古训就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孽子》中父亲对于儿子的态度，也即是中国主流文化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在这些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父亲们看来，同性恋和同行性行为是违反自然、大逆不道、荒诞无稽和不可理喻的！这在父亲们眼里，这是亵渎了道德，亵渎了整个至高无上的规则。
白先勇把自己想象的场景安置在了《孽子》的故事中，在身世窥探的谱系里，读者们可以得知，李青的退役军人父亲，王燮龙的高官父亲王尚德，以及傅卫的军人父亲傅崇山，他们无疑是中国传统父权的严谨、规范、政正直形象的强势代表，是道德与传统社会的典范和象征。
孽子们以同性恋者面目出现，将儿子的形象和职责否定了，甚至将之病态化、丑怪化，触怒了父亲，也将父子间的关系从服从变成疏离和反目。
父子间阻隔如此坚硬而残酷，以至于李青即使回到家，也不敢见父亲一面，反过来也可以看到，即使家庭接纳了背叛的儿子，父亲也一直处于不能退让的位置。所以，以王氏父子和傅氏父子为例，王燮龙直到父亲死了才得以重返家园，傅老爷子也是在知道儿子自杀后才悔不当初。不管是儿子死亡还是父亲死亡，在这里都具有一个反讽性质的暗示：在家庭背叛的处理上，除非死亡才”可以解除诅咒——可是天人相隔又何尝不是一种永远的隔离、永久的诅咒？
在这些恪守传统伦理道德的父亲们看来，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是违反自然、大逆不道、荒诞无稽和不可理喻的。父亲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中国社会、中国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事实表明，至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同性恋群体还是一个极为“边缘”的存在。而在这场冲突中，双方都无法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判定，正如价值观念无法用好坏来判定一样，只是由于他们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上。
《孽子》作为白先勇创作历程中唯一的长篇小说，不仅可见同性恋主题在其个人与艺术生命中的分量，在华文文学也是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其地位与意义更显重要。虽然《孽子》不是台湾文学中第一篇书写到同性恋人物的小说，但却是第一篇以同性恋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技巧高妙，情感真挚，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并且隐然形塑，突出了“情”与“孽”的缠绵，全新揭示了人性痛楚的本源，展现出了一股早期甚至延续至今的同性恋文化。
《孽子》出版后，由于小说题材的敏感，台湾各界对其反应都比较沉默。当时的白先勇并不是默默无闻的新人，他的《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等作品已经出版，而且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可以说，社会各界都在期待他的新作。然而《孽子》的选材让社会集体沉默，只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孽子》在海外出版发行，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海外发行的成功进一步影响了国内人士对这本小说的看法，许多读者，评论家重新阅读。
2003年电视剧《孽子》播出，该剧由台湾公视根据名作家白先勇的同名原著小说改编而成，范植伟、杨佑宁等主演。该剧获得了2004年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连续剧、连续剧女主角奖、连续剧导演、音效、灯光、美术指导等奖，其原声带“范宗沛与孽子”获得第十五届金曲奖流行音乐作品类“最佳流行音乐演奏专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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