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洪承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他童年入溪益馆读书。因家境贫寒，十一岁辍学，在家帮母做豆干，每日清晨还要到英圩埔走街串巷叫卖豆干。当时西轩长房的才子洪启胤在水沟馆办村学，洪承畴叫卖豆干之余，常在学馆外听课，偶尔也帮学生做对子。洪启胤发现洪承畴极有天份且抱负不凡，免费收洪承畴为徒，重返校门。洪承畴学习用功，博览群书。洪启胤的《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孙子兵法》等书都被他借来认真研读，从小就表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甚得洪启胤赏识。洪启胤曾在洪承畴的一篇文中批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洪承畴在水沟馆读了五年书后，又到泉州城北学馆读书。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二十三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洪承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六年。
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两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天启七年（1627年），洪承畴升陕西督粮参政。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北地区爆发农民大起义。明廷令陕西三边杨鹤“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军王左挂、苗美率兵进攻韩城。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斩杀敌兵三百人，解了韩城（今陕西渭南韩城）之围，顿时名声大噪。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畴被任为延绥巡抚。王左挂降而复叛，被洪承畴诛杀。作为杨鹤手下干将，本该支持上司的招抚政策，可是洪承畴反而大力剿匪。而且不仅剿匪，且并杀降。当时被其杀掉的投降流寇多达数万。其实如果读过明末“贼军”史就不难发现，李自成、张献忠曾多次诈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后再反。明朝多次对“贼军”剿而不死，就是因为这种诈降。由此可见，洪承畴在这方面是颇有先见之明的。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不久与总兵杜文焕击败张献忠于清涧县。
洪承畴改杨鹤的“边剿边抚（诱降）”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农民军。
崇祯五年（1632年）春，一股农民军由于顶不住官军的压力，向庆阳突围。洪承畴亲赴庆阳，指挥会战，与总兵曹文诏、贺虎臣一起围剿农民军。双方在西澳激战数十次，农民军损失惨重，首领可天飞被斩杀，部将白广恩投降。曹文诏又剿贼于耀州锥子山，贼杀独行狼等后投降，洪承畴命令屠杀四百人，剩下的皆遣散。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转进至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
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崇祯帝撤掉围剿失败的陈奇瑜，洪承畴仍任三边总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当时农民军聚集在陕西的有二十余万人，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及其部属李自成的力量最为强大。洪承畴命总兵贺人龙、左光先出兵夹击，义军突围东走，转进灵宝、汜水（均在河南）。
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农民军见势不妙，分路奔还陕西，张献忠也劫掠凤翔，与高迎祥汇合，明朝副将艾万年、柳国镇战死。曹文诏由宁州剿匪，其参将曹变蛟败农民军于湫头镇，乘胜追击遇伏，洪承畴救援不及，曹文诏自杀而死。洪承畴统辖太广，难以兼顾，于是以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陕、川湖军务，管理关外明军，而洪承畴专管关内兵。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帝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督，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并攻克甘肃的宁州、羌州，入七盘关，但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陕西最后一股“贼军”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令总兵马科、左光先领兵截击。李自成回师转东，洪承畴又令曹变蛟于潼关设伏邀击，李自成大败，仅余18骑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南下，京师戒严。两面受敌的明朝不得不从西线把主帅洪承畴调来，与孙传庭率军入卫。是年秋，皇太极领兵攻占义州，以此为基地，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崇祯帝也极力加强对山海关和锦州的防守。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领陕西兵东来，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犄角。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清军攻锦州及宁远，洪承畴派兵出援，败于塔山、杏山。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遣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马四万来援，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三月，皇太极发大兵采取长期围困锦州的方针，势在必克。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勿轻浪战。但兵部尚书陈新甲促战，在崇祯皇帝也希望持重的情况下，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八月，皇太极得知明援兵已到，便亲率大军从盛京赶来赴援，驻扎在松山、杏山之间，部署在明军的南面，济尔哈朗军攻锦州外城，截断松、杏间明军的联系，切断明军粮道，断绝洪承畴归路。洪承畴主张决一死战，而各部总兵官主张南撤，最后集议背山突围。最后十数万人土崩瓦解。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月，松山一直被围困了半年之久，城中粮食殆尽，松山副将夏承德叩请清军，愿拿儿子夏舒做人质约降。三月，清军应邀夜攻，松山城破，洪承畴、巡抚邱民仰被俘，总兵曹变蛟等将领被杀。洪承畴被俘后，锦州守将祖大寿，便走出内城，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军的锦宁防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派所有能动用的人前去劝降，均被大骂而回。皇太极仍不放弃，特命最受宠信的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灰尘，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的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隔日（五月四日），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五月初五日，洪承畴偕祖大寿等降将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在皇太极面前俯首称臣。
洪承畴降清后，清太宗命隶镶黄旗的包衣牛录（1652年应洪承畴请求升入镶黄旗汉军）中，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终皇太极一朝，除咨询外，也没有任以官职。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日，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10万大举南下攻明，十一日至辽河，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遂用洪承畴之谋，“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清兵入关，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率师攻占南京，多尔衮下“剃头令”激起江南人民的反抗。危难之中，多尔衮于闰六月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任命为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但对于“禁止机密”之事须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
顺治四年（1647年），洪承畴因父丧，回乡守制。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奉召返京，再次入内院佐理机务。摄政王多尔衮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有的起升，有的外转或外调，有的降黜，得罪一批朝官。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上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顺治十年（1653年），孙可望、李定国所率领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在云、贵归附明宗室桂王朱由榔，抗清出现新高潮。五月，已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理机务，兼任《大清太宗实录》总裁官的洪承畴，又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事后报闻。此时洪承畴已61岁，临行前，顺治帝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孙可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为洪承畴设伏所败，撤回贵州。顺治十四年（1657年）洪承畴经略湖南时，驻于长沙黄兴北路又一村明代吉藩四将军府（今青少年宫），并建集思堂。署之东有真武宫，明吉藩建。清初，真武宫成为关押“反清复明”人士的监狱，著名学者陶汝鼐即下狱于此。后又因“洞庭举事”一案，株连湖湘名士300余人，会审真武宫。俟洪承畴到长沙，才平释此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桂王的永历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内战中失败，穷蹙请降。顺治帝一面命洪承畴率所部相机进取，一面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进兵贵州。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世祖又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军南征。九月，清兵各路会师入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云南平定。洪承畴上疏说，云南地方险远，少数民族众多，不易治理，要留兵驻镇，于是顺治以吴三桂为平西王留驻昆明。他又看到云贵地区地瘠民苦，疏请发内帑赈济贫民，建议暂缓向逃亡缅甸的桂王余部进军，使战乱之后的云贵地区的社会秩序渐趋安定，生产开始恢复。八月，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翌年正月，奉旨解任回京调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驾崩，子玄烨（康熙）嗣位。这时洪承畴业已69岁，仍任大学士，却感孤独，于五月疏乞休致。朝廷几经争论，议政王大臣会议才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世袭四世。
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十八日，洪承畴卒于京师私邸，享年七十三岁，清廷恩赐祭奠如制，谥文襄。
洪承畴于明朝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在文学创作方面，洪承畴留下了一些散文，如为鄂貌图《北海集》作序、为崇祯本的《南安县志》作序、为京师关帝庙作《重建关帝庙碑记》等。洪承畴不喜作诗，他留下的唯一诗篇是顺治十年（1653年）南下湖广时所作的一首五绝《督师》，内容是：“横秋看剑气，跃马渡金波。坐策连云骑，亲挥指干戈。”
围剿义军
崇祯八年（1635年）初，义军于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洪承畴军三月间至河南时，义军已大部又集中于陕西。洪承畴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破咸阳，逼西安。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八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畴率军在临潼大败农民军，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被洪承畴俘虏，并将其解京磔死。高迎祥余部走归李自成，起义军推戴李自成为闯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李自成部在流窜途中被洪承畴截击。李自成大败走入陕南商洛山中，农民起义陷入低潮。
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其部下孙传庭俘杀高迎祥，并联合孙传庭又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洪承畴的军队为“洪军”。在取得一定战果之后，洪承畴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留饷银20万两，一部分作军费，一部分赈济贫民。
计取中原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时，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多尔衮采纳他的建议，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向明朝官民发布出师告示，结果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收到极大的政治效果。
安定江南
清军占领江南后，洪承畴采取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及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尽量避免过多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为促使国家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如招抚、举荐大批明朝降官，请求清政府蠲免钱粮、停征漕运税等，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形成安定局面。他以“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为条件，用和平方式招抚宁国、徽州（今安徽黄山）、九江、南昌、袁州（今江西宜春）、南康、吉安、广信等十三府，使这些地方免遭兵火洗劫。
当然，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也镇压屠杀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拥护明王室内的义士，如左佥都御史金声、大学士黄道周、明宗室长乐王朱谊石、瑞安王朱谊防、金华王朱由产、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等人领导的抗清武装。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和谴责，金声、黄道周被俘时都痛斥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不忠。
完善制度
洪承畴建议清延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如恢复明代的内阁票拟制度，以便大学士对用人行政等要务能有所指陈，六科也可以据以摘参，从而达到杜渐防微的目的。他还建议九卿科道会推督抚提镇官员实行保举连坐法，慎重用人行政。
主张汉化
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洪承畴建议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淡化满汉之间的畛域。顺治帝和洪承畴的一则对话：“上曰：‘朕试人之法，倍难宰（相）、（督）抚，何术方不受欺？’对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立论最为宏通，可以为法。上曰：‘如此看来，岂《虞书》还是不可不熟读。’对曰：‘岂《虞书》而已哉!五经皆治天下之大宝也。’”
顺治八年（1651年），五世达赖决定进京会见顺治帝，洪承畴站在儒家立场，上书谏迎达赖，后又以天象示警为由，反对皇帝亲迎，顺治帝接受其建议，没有亲迎达赖，而是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代为迎接。
此外，他还举荐许多明朝官吏，倡兴北方水利，对当时政局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洪承畴是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洪承畴本是明王朝的重臣，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官至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但在松锦战役中，洪承畴受明兵部尚书陈新甲掣肘，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思路；加上那时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崇祯帝也不能给洪承畴以支持，导致松锦战役失败，他自己也被清军所俘。经过清帝皇太极的劝降，洪承畴审时度势，最后投降了清朝。他为清朝统一中国出谋划策，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在招抚江南、避免江南百姓生灵涂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劝降郑芝龙、得以顺利进军福建时，被誉为“开清第一功”。他降清以后，成为清初的开国功臣，在促使清朝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都是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是应该肯定的。
清太宗：臂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
《清史稿》：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
《清史列传选》：承畴疏言：兵部密咨大兵宜速进缅甸，以靖根株，今臣相机布置。
洪启胤：“家驹千里，国石万钧”。
朱由检：“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倒地而死，目犹不瞑。死事重于泰山，意气化为长虹。”
范文程：“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黄道周：“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乾隆帝：“洪承畴在明代身膺阃寄……一旦力屈俘降，历跻显要，律以有死无贰之义，固不能为之讳。然其后洪承畴宣力东南，颇树劳伐……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
孙中山：“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萧一山：“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少概见，一旦变节，殊出意外。吾人若舍民族国家之观念而论断之，似属人之常情，惟当君主专制时代，则不免遗贰臣之羞耳。”“运筹策划，经略四方，筦理机要，创制规模者，如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冯铨辈，虽以汉人投效，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然经营勤劳，亦不失为开国之良辅。”
蔡东藩：“杨镐率二十余万人山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赴援，兵不可谓不众，乃一遇清军，统遭败衄。清军虽强，岂真无敌？咎在将帅之非材。且镐止丧师，洪且降清，洪之罪益浮于镐矣。”
李治亭：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是功不是过，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汉奸”风马牛不相及。时代已经变了，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
王思治：从历史的大局着眼，清军入关和清王朝的建立，是应该肯定的。而洪承畴则有功于清之开国与清初的统一。
杨海英：回想松山兵败后，他“畏死幸生”降了清，成为镶黄旗下的贰臣，留下千古骂名；经略西南时，因为“畏难”，几次三番请求解任，想撂担子逃脱。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洪承畴总是经不起考验，挺不起脊梁，这充分表现出洪承畴性格中软弱的、本质的一面，是造成他品行有亏的根本原因。因此，尽管他对清朝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但在清廷统治者眼里，却不足为凭，不屑一顾。这就是为奴才、为附庸者的必然下场。洪承畴的一生，实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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