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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南饶北钱”。
民国十八年（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大学毕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杨绛结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副博士（B·Litt）学位。民国三十年（1941年），完成《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围城》。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9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1910年11月21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因其大伯父钱基成只有一个女儿，长房没有子嗣，所以钱锺书一出生，照旧时习俗，祖父即命钱父钱基博将钱锺书出继给长房，由大伯父钱基成抚养。
1917年，因私塾附学不方便，由伯父钱基成教钱锺书读书。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
1920年，钱锺书入无锡东林小学（无锡立第二高等小学）就读。在东林小学开始接触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
1925年，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分数很低，而且因为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
1932年春，钱锺书在清华园与杨绛初次见面。当时杨绛为东吴大学学生，因东吴大学听课而借读于清华大学。
1933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35年，钱锺书报考第三届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以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的成绩87.95分名列榜首。7月与杨绛结婚。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自费留学的杨绛同船赴英。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5月，女儿钱瑗出生。夏秋之交，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初，钱锺书在法国巴黎追记整理完成《石语》一书。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外文系教授。因清华大学已迁至昆明，故钱锺书10月抵香港时，即下船从香港直接赴昆明。
1939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自此年开始两年在湘西。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经吴晗邀请，钱锺书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任外文系教授。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研究员。
1953年，郑振铎借调钱锺书到古典文学研究组工作。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5年，郑振铎把编选宋诗的计划交给钱锺书做，钱锺书着手编撰《宋诗选注》，此书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当年11月钱锺书父亲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同年钱锺书母亲去世。
1960年，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的工作，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年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成员去河南省罗山县（后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70年6月，钱锺书女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7月，杨绛下放至已迁至息县的“五七干校”。
1972年3月，钱锺书夫妇被遣回北京。钱锺书开始写作《管锥编》。
1974年，钱锺书再次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
1976年，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管锥编》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诗选注》重印。《围城》英译本问世。
1982年，《管锥编增订》出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谈艺录》增订本出版。钱锺书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
1984年，《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
1987年，《围城》法文译本问世。
1988年，《围城》日文译本出版，书名改为《结婚狂诗曲》。
1989年，《围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1994年7月，钱锺书生病住院。自此没有出过医院。
1996年12月，钱锺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37年，《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1948年，《谈艺录》
1958年，《宋诗选注》
1978年，《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1979年，《旧文四篇》
1980年，《诗可以怨》
1981年，《管锥编》
1981年，《管锥编增订》
1984年，《也是集》
1985年，《七缀集》
1988年，《模糊的铜镜》
1996年，《石语》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
2005年，《宋诗纪事补订》
2011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1941年，《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
1945年，《猫》，中篇小说
1945年，《人·兽·鬼》，短篇小说集
1947年，《围城》，长篇小说
1995年，《槐聚诗存》，诗词集
钱锺书深入研读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他的《谈艺录》、《管锥篇》和《宋诗选注》等许多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在沟通中西、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包含着对中西诗论中貌异实同的诗心的精微辨析、比较和阐发。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丰富而详赡的中西比较诗论，而且提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以中国古文论而言，有关佛学对中国诗文论的广泛影响的研究，《谈艺录》可以说是首创。以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有较大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许克洛夫斯基，以及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特、法国诗人瓦勒利等的理论，在《谈艺录》中，也是首次被运用于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批评，也是该书最早提出的。《谈艺录》出版后，作者颇感有“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谈艺录》引言）之处。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除对原书稍作删润作为上编外，又将近年补订的与原书规模相当的部分作为下编。后者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所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兴起的新学科、新理论（包括诗禅说、结构主义、拆散或译解体结构主义，以至接受美学等等），也有进一步的、丰富而精审的联类、辨析和比较。钱学专家陆文虎认为《谈艺录》当是传统诗话的最后一种——“《谈艺录》出而诗话亡”。
他的《管锥篇》（1979）全书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此书是钱锺书研读中国古代十部典籍的笔记，却不以探讨典籍本身和后人注疏为主要目的，而是要表达他研读经典时引发的关于文史哲诸多方面的学术创见，以及他的某些人生感触。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管锥篇》富有辨伪和辩证精神，对《诗经》、《易经》、《老子》、《左传》、《史记》、《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籍，不仅突破了许多人文学科的领域，不株守陈见地作了许多新的考释，而且披沙拣金、钩玄提要、刊谬钩沉、辨析毫芒、熔古铸今，做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赓扬；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比较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这是他的所有学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的《宋诗选注》（1958）对晏殊、王安石、柳永、欧阳修、秦观、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文天祥等八十位诗人的近三百首宋诗作了注释。在这部著作在，他提出了新的选诗原则，在注释上既保持了传统选本的一些基本特色，又突破了传统选本止于注解、疏证的局限，对诗歌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贯通中西，做了精见迭出的阐发，对随后的选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远非一个作品读本。首先是它以选见史，入选大家、名家都有较详辟的评论，贯穿起来就是一部简明宋诗史。前言和一些重要诗人名下陆续讨论了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继承与创新、书本与创作等，集中起来不啻是一部宋诗通论。作为一个选本，《宋诗选注》在宋诗史、宋诗选、宋诗评的三位一体的结合中有其独特之处。
钱锺书的学术著作除上述几种外，尚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3年《北京图书馆刊》英文版）、《旧文四篇》（1979）、《也是集》（1984）等。
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上有重大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等。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
小说
钱锺书小说具有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等艺术特色，这是构成其创作风格的主要因素。他的小说，全部采用第三人称的叙写方式，作者完全超脱于局外，或叙事或议论，都以局外人的冷静泰然处之，小说从开头到结尾，作者始终显得很镇静，不被情感所累，对恶的不因深恶痛绝而忘记调侃、揶揄；对善的不因满腹同情而不加剖析、批评。他仿佛在所描绘的社会中筑起一个高台，自己居高临下，俯瞰他的人物。像现代化的观测卫星，把大地人间一览无余。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种超然之气。
钱锺书小说独特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上。《围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被人称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儒林外史”。作品以抗战初期从海外留学回国的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里，一群远离时代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婚姻、职业、生活上的挣扎苦斗，尔虞我诈，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贫乏、空虚与卑微，抨击了囯统区的黑暗现实，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者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小说像一面X光镜，透视出那些“无毛两足动物”的畸形性格和丑恶灵魂，并剖析了造成这些“最新式”文人畸形性格、丑恶灵魂的文化母体。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
杨绛说：“《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散文
钱锺书的散文旁征博引，涉笔成趣，谐谑天生，充满隽思妙语和格言言警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钱锺书散文的第一大特征是智慧型的幽默。如《写在人生边上》中的作品大多奇警酒脱，睿智透辟，具有一种智慧的幽默风格。凡举人生、事理、人格、艺术等等问题，从容浏览，冷眼旁观，是其“欣然独笑，冷然微笑”的现身说法。钱锺书特别强调智慧在幽默中的作用，甚至把智慧看作幽默的前提。智慧不讲求逻辑的严密和思想的稳妥，而是看似“山重水复”却又“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反被动，置论敌于死地，这种风格在《写在人生边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钱锺书散文的又一大特征突出表现为一种哲理的思辨。他的哲理思辨不是按照普通的逻辑思维方式，而是在反逻辑或反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制定两个或更多并且同时起作用的对立物，产生完整的概念，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具体表现为对人们一些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已成定论的事物，找出它的矛盾性，阐明自己的观点，从不同侧面补充人们的思想认识。这种智慧的思辨，看似荒诞不经，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揭示出普通生活现象掩盖下的真理，足见出智慧型幽默的威力。
钱锺书散文的另一大特征表现为讽刺，而且幽默与讽刺水乳交融在一起，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汨汨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讽刺不仅是微笑的，更是战斗的，甚至是金刚怒目式的，有贺拉斯式的温婉、俏皮的讽刺，也有朱维纳尔式的尖苛愠怒的讽刺。钱锺书散文的幽默中二者兼而有之。本来，幽默与讽刺就是一对同胞兄弟，模样儿特别相似，只是讽刺“明明白白的有根针戳到了对象身上”，而且颇带了些批判的态度，而幽默则来得含蓄、隐蔽，有时甚至转弯抹角。一个粗暴，一个温柔，品格之高下难分伯仲，二者常常是相依相偎，一拍即合。钱锺书的散文最能体现幽默与讽刺携手并肩的关系。这正合了他的“反躬自笑”的偈语。
钱锺书文章笔调犀利幽默，或旁征博引，或侃侃而谈，文风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见，俯拾皆是，生活哲理和人情世态交融一体，深刻的思辨和丰富的联想密切结合，既洞达世情又切中时弊，具有不同一般的风采。
吴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张申府：“默存名锺书，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冯友兰：“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他特殊的见地，真是个天才。”
邹文海：“锺书君真是博闻强识，积学之深。”
柯灵：“钱锺书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人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昂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抨击；《宋诗选注》也受过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萨低眉，拈花微笑。最难能的是，在‘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险恶坏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凝神静气，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样的‘忧患之书’。”
赵瑞蕻：“他的学问真像一盒熠熠发光的珍宝，只要用得上，便可以立刻打开盒盖子随意拿出一件两件来。”
有人撰文说，钱锺书自小就是个王勃式的神童。而和钱锺书在无锡县立的高等小学——东林小学的同班四载的同学孙克定认为，上小学时没看出钱锺书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体育不行、文艺也不行、数学更不行；只是文学比别人好。他的数学之所以不行，不是脑子笨，而是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就不学，以致到了他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便成了问题，幸亏那时是因材施教，倘校方死抠考分，那么，这位“文化昆仑”就有被淹没的可能。
钱锺书18岁时考入美国圣公会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他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一次钱锺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偶然间，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锺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就让钱锺书代笔。序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代写的。
数学家孙克定一次与几位朋友到东风市场一家餐馆吃饭，聊到古代儒的话题。朋友说：自古兵家少儒将。孙克定认为，自古儒将不乏人，并举出南宋的虞允文、明代的王阳明等。由于双方恣意忘形、高谈阔论，引起了正在隔壁房间请客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注意。钱锺书与孙克定是小学同学，寒暄过后他也参加论战。他说孙克定所言古代儒将，少了一位，他就是为《左传》注释的三国时期魏国大将杜预，是他带兵打败了吴国。钱锺书的补充发言，言简意赅、博采风雅，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