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祖籍江苏江宁(今南京)，在他的祖父时代，一家人迁移到广东，但由于父亲的广东户籍没有办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后来通过捐钱买得一个知县。
1810年，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7岁开始到私塾读书，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广州的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和学海堂等处读书。学的大多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古文经典及词章训诂等著作。
1823年，14岁的陈澧开始走上漫长的科举考试的道路。17岁考取秀才，又继续考了几次乡试，到23岁的时候中了第18名举人。此后，从24岁起，陈澧多次赴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历经19年之久，耗费了他的不少精力，始终未能考取。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场，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学海堂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学海堂集》。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直到1867年，长达27年之久。
陈澧著述百余种，已见刊行的主要有：《说文声表》十七卷、《切韵考》六卷、《切韵考外篇》三卷、《声律通考》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禹贡图》一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汉儒通义》七卷、《东塾集》六卷、《东塾读书记》十六卷、《朱子语类日钞》五卷、《陈东塾先生读诗日录》一卷、《三统述详说》四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摹印述》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申范》一卷、《毛本梁书校议》一卷、《公孙龙子注》一卷、《琴律谱》一卷、《肇庆修志章程》一卷、《学海堂志（续）》一卷、《东塾遗书》等。
注释：
①《东塾集》卷二，《先府君所读〈资治通鉴〉》。
②《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人物七·杨荣绪》。
③《东塾集》卷四，《与陈懿叔书》。
④同上。
⑤《东塾读书记》卷一，《自述》，《清史》；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陈澧》。
⑥胡锡燕：《〈汉儒通义〉跋》。
⑦《东塾集》卷一，《自述》。
⑧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下册，480页。
⑨《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咸丰八年着手撰写，同治十二年，改名曰《东塾读书记》。原定撰述二十五卷，70岁亲定十五卷副刊，余稿本十卷，遗命名曰：《东塾杂俎》。72岁时，又自定《西汉》一卷，卒后，门人收入《东塾读书记》中，实刊十六卷。
⑩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册。
澧幼聪慧，7岁始入塾从徐达夫先生读书，六年间读了“四书五经”和唐诗。9岁能为诗文，10岁父亲去世，少家贫。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道光三年（1823），应童子试。六年（1826）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1831），举优行贡生。十二年（1832）中举人。此后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先后六应会试，均名落孙山。
澧少好为诗，及长，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及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杨荣绪劝澧说：“东坡所谓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伙，君子谓也。”“澧亦自念，如我所好，一一为之，虽寿如彭祖，不能毕其事，乃稍稍减损。惟读经史，日有课程。”
道光十四年（1834），澧入著名学者阮元督粤时创设的“学海堂”为专课生。时开设十三经、四史、文选、杜诗、韩文、朱子书等专书课程，每人专攻一书，进行句读、抄录、评校、著述等研究工作。“学海堂”同时设学长多人，负责指导诸生研究，并选录师生优秀文章，刊印《学海堂集》。陈澧在菊坡精舍讲学，以学术为重，而并不急于科学功名，他对科举提出批评改良意见，对八股制艺尤其不满。他著有《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即是向学生传授自己的读书体会和治学方法。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1849年2月），大挑二等，澧被选授广东河源县学训导。三十年十一月至咸丰元年元月（1850年12月至1851年2月），到任两月，告病而归。咸丰六年（1856），他被挑选知县，到班不愿出仕，请京官职衔，得国子监学录。
咸丰六年六月（1856年7月），撰成《汉儒通义》七卷。此书所录皆经部之书，史、子、集皆不录；所录皆汉儒之书，三国以后之书不录。他一贯主张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他认为：“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⑤陈澧的学生胡锡燕读《汉儒通义》说：“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⑥
陈澧对声律学研究亦精，认为“乐”为六艺之一，欲知乐，必先通声律。于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撰成《声律通考》十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史的专著。
同治六年（1867），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同治七至九年（1868～1870），廖廷相在“菊坡精舍”读书时，承命编辑先生文集，所录先生专著外之杂文220篇，依次编入《东塾集》六卷。卷一收论说；卷二收考、释、议、记、书后；卷三收序文；卷四收跋、书札；卷五收传、铭、碑志；卷六收碑志、墓表、哀词、祭文。其中碑志、传状之作，居三分之一。澧自言：“生平不欲为文章，然有为先人而作者，及为亲友碑传事迹不可没者，故过而存之。”⑦“是集文字，自与《东塾读书记》互为表里，并行不废。”
陈澧平时读书，句句字字详细思绎，心有所得记于书上，心有所疑亦记于书上，以便质之。晚年寻求微言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西汉以后学术，著为《东塾读书记》。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汇。认为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以《论语》为五经之关键。好读《孟子》，以为孟轲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而不纯守善，荀况、杨朱之辈均不知。读朱熹著述，认为清代考据之学，源出朱熹。又以为乾隆、嘉庆二朝考据之学盛行，犹有未备者，宜予补缀。支伟成将《东塾读书记》“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焉！”
陈澧一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自群经、小学、诸子、郑学、朱子类各为卷，惟论历代史事者，仅成三国、西汉两卷，其余有目无书，原拟撰二十五卷，实得十六卷。以涉及群经者为最详，所论皆各书宏纲大旨、要义精言，融会贯串，有本有末，凝聚了他的哲学、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独到见解，对研究陈澧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综观陈澧一生，读书数十年，著书数百卷。献身教育，学问淹通，著述专精。尤以《切韵》、《声律》、《水道》诸书，学者服其精博。毕生读书所得，荟萃于《东塾读书记》中，破汉、宋门户之见，集晚清学术之大成，不愧为晚清的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其遗著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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