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描述五四时期成都高家公馆的大家族，主人公是觉慧、觉民、觉新。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三个主角有不同的性格和个性。
故事发生在成都一家姓高的大公馆里，高觉新是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剥夺了学业与爱情。……
觉新
他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新青年”，虽不满旧家庭的专制，但处在长房长孙这样特殊的位置，加上受封建礼教较多约束，使他养成了委曲求全懦弱顺从的性格，导致他的思想与行动总是矛盾，结果就是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与梅相爱却奉父亲之命娶了瑞珏，婚后还算幸福，但梅后来的回归给他带来无限内疚与痛苦，而梅也因此不久病逝。办高老太爷的丧事时，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把即将临盆的瑞珏赶到郊外生产。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因习俗礼教无法见她最后一面，在悲痛之下转而支持觉慧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觉民
他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不像觉新那么软弱，也不像觉慧那么激进，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一个人。平时温和谦逊，但为了与琴的爱情和爷爷坚决斗争，离家逃婚，做了高家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最后在爷爷临死时获得理解，避免了成为又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觉慧
高家最具批判与反抗意识的一个人，也是当时社会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与大哥觉新形成鲜明对比。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平等地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喜欢丫头鸣凤，但最终因鸣凤不忍被嫁给冯乐山做小投湖自尽和自己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理想破灭，随后又目睹了梅、瑞珏的死等一系列悲剧，终于无法忍受离开这个家。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曾一起开报社办报纸宣传新思想。
冯乐山
孔教会的会长，封建礼教的顽固维护者，同时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高老太爷
他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要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并没有任何改变，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高老太爷冷酷的同时，也流露出长辈慈祥的一面，年夜饭的微笑，临终前的忏悔，对觉民婚姻的最终成全等，既表现了他面对强大新生力量的幻灭感，没落感，也表现了亲情未泯的一面。
克明、克安、克定
三兄弟是高老太爷的继承人，但具有不同的性格。克明的作风比较正派，克安、克定是地主阶级"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典型，在父亲的荫庇下，吃喝嫖赌、抽大烟、捧戏子，挥金如土，把父亲的那种淫秽的行径完全继承、效法了下来，平时对高老太爷敬重的唯恐不周，但高老太爷刚刚去世，这些人就为财权族权争闹不休，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
梅
她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梅在父母包办之下，嫁给省城外的一个姓赵的人家，可惜结婚不到一年她的丈夫死了。婆婆对她不好，只好回娘家来。回省城以后，她和觉新虽然尽是避免接触，但是她和觉新之间的感情却始终不能泯灭。梅有流不尽的泪水，只好在忧郁、苦闷、悲伤之中渐渐消瘦、憔悴，最后含冤死去。
瑞珏
她封建迷信的殉葬者。典型的贤妻良母，为自己所爱的男人付出一切，最后难产而死。
鸣凤
鸣凤是阶级压迫的受难者。痛心疾首而又无力反抗的力量禁锢着她的感情，她与觉慧爱恋，她的自由，她的一切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她不能自主，她得受人摆布。“人与奴”“爱与卑”在这个少女的心中这两对矛盾越来越尖锐，交锋越来越激烈。她的死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强烈反抗。她到底用是清白之躯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用自己年轻优美的生命向专横残酷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最严厉的抗议！鸣凤的死加速了高家衰落，尤其在高家垒筑的封建仕宦的脆弱而又顽固高墙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唤醒了高家第一个叛逆者——觉慧。
琴
琴是黑暗家庭中一线希望的火花。正如觉民所赞叹的那样“琴真是个勇敢的女子”。她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上了女子师范，还想与觉民等一起去外语专科学校。她还写了剪发有十大好处的文章，并在刊物上发表。男女同校，女子剪发，这对封建卫道者来说是不堪设想的。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气魄和胆量。
巴金说：“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庭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家》也是巴金在哥哥李尧枚的鼓励下写的，1929年7月，李尧枚自川来沪看望巴金，谈了家庭里的种种事情，气愤而又苦恼。巴金告诉他，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和家中男女青年不幸遭遇的小说。大哥即表支持，后又写信来大加鼓励：“你要写我很赞成，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
这使巴金大受鼓舞，抱定心志创作《家》，不负“我一生中爱得最多而又爱我最深”大哥的殷切期望，让大哥早日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中解脱，“读到我的小说，也许会觉悟，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
李尧枚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他还鼓励巴金不要怕，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而故事中的高觉新的形象更是以哥哥李尧枚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可惜的是，才写到第六章时，接到家里来电，大哥终因受不住巨大压力而服毒自杀了。
巴金悲痛欲绝：“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自己。”李尧枚的死，更坚定了巴金早日写好《家》的决心：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他拿起笔写了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家》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时，巴金写了序《呈献给一个人》，这“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哥李尧枚。
巴金说“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瑞珏和梅是《家》中两个尤其让人悲怜和叹惋的女性，作者把造成他们悲惨遭遇的直接原因几乎全部归结到那个懦弱无能、妥协屈从、任人摆布的觉新身上，而忽视了她们自身应负的那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觉新和梅本是亲梅竹马的一对，只因为双方家长在牌桌上产生的一点小矛盾，便轻易的拿下一代的幸福作牺牲品。而觉新的懦弱顺从，使他毫不反抗地接受了拈阉定亲的事实，这好像直接导致了梅后来他嫁又守寡，最终抑郁而死的悲剧。确实，如果我们设想觉新能够稍微抗争一下，事情很有柳暗花明的希望。因为高家上下都喜欢梅，两个人门当户对也是当时封建家庭特别看重的，而双方家长并非坚决阻挠这门亲事，只是由于一时的赌气。在觉新心中，也觉得是自己辜负梅。
对于梅的不幸，觉新确实负有重大责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梅对自己的命运又何曾做出过一点点主动的努力。在攸关自己一生幸福的大事上，她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而不敢僭越一部。她情愿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也不去积极做点有希望改变自己人生际遇的抗争，不去争取爱情的自由与权力。当他与觉新的爱情被长辈扼杀后，只是宿命地归咎于自己的命运。可见，梅自身卑弱盲从的性格特征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起着巨大的作用。
根据该作品改编越剧曾于2003年首演，由越剧名家赵志刚、单仰萍、孙智君等担纲主演。
四川交响乐团根据《家》改编的歌剧《鸣凤》于2013年11月25首次与观众见面。《鸣凤》由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李元华、高育发分别担纲导演及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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