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七个女孩子组成的“铁女子牧马班”，在军区首长的一声号召下来到了草原牧马。在那个红色年代，她们肩负了以领导为代表的“集体”重托，赶着军马来到青海与西藏交界的海拔三千米的高原草场，这里一年四季不是烈日就是雨雪冰雹，即使是当地牧人也很难坚持下去，而且在这块草地上还游荡着狼群、不怀好意的土著牧人等等。七个年轻的女兵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坚持当初的誓言，将英雄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理想看做高于一切的崇高使命。她们的姣好的面容也因为风吹雨打冰雹寒潮而结了一层痂。草原上物质十分匮乏，每个月配的米的分量只够女孩子们吃三天，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东拼西凑找食物过日子。一年到头就只有冬宰才能吃到肉。不仅吃不饱，在衣着上，她们也没有自己的制服，穿的都是不合身的男式旧军装。她们住的是随时可以迁徙的，没有厕所和澡堂的帐篷。她们本能的欲望在严酷的自然和极致的生存环境面前被迫压抑，并通过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班长柯丹的雌性欲望通过与叔叔生下一个怪异的孩子布布而释放，毛娅绝望中通过嫁给土著牧民生养一大堆孩子而释放本能，而杜蔚蔚却通过将马鞍故意弄得不舒服而磨出血来感到快意，通过跟班长打架让班长狠揍一顿释放自己的本能。
当地牧民经常觊觎她们的身体，毛姆就差点被当地牧民强奸。为了吓跑躲在帐篷外面的牧民，她们甚至会穿上男性的衣服，伪装成叔叔。她们变成一群似男似女的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她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始至终，“铁女子牧马班”的成员都以放牧出军马为荣。但是她们的付出是无用的，她们放牧出一匹符合军马标准的马——红马逃回了草原。而到最后，“铁女子牧马班”被人遗忘，连编制都不复存在。甚至就连骑兵制度也被取消，国家再也不需要军马。 《雌性的草地》共13章。
时代背景
1966年，正当中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当时的领导者倡导革命理想的信念，号召年轻人深入农村、边疆等偏僻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培养年轻人不怕吃苦的精神，当时社会中树立了一些英雄模范。这些英雄人物在国家的宣扬下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他们怀着对偶像的崇拜以及成为英雄的渴望到了条件极为艰苦的地方工作。《雌性的草地》描写的是军旅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她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畸形生存状态。
成长经历
严歌苓12岁参军，经历了长达十三年的军旅生活，并于1979年主动请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直面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这段不同于以往生活体验的军旅生涯，不仅使严歌苓飞快地由涉世未深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士兵，更丰富了她的性别体验，使她产生一种非女人式的，比较雄壮的，近乎雄性的气质。作者产生写《雌性的草地》的冲动是在1974年，严歌苓16岁的时候，她随军队的歌舞团到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这是作者创作小说的最原初动机。
沈红霞
沈红霞，是一个年轻的知识青年。她被下放到一个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她更固执，对自我的要求更高，很少展现女性脆弱的一面。沈红霞甚至睡觉的时间都舍不得花费，她认为牧马可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化，使自己达到一种伟大的实现。 她把放马这件事情，当做一种圣神的、崇高的事业来做，为了驯服红马，她差一点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她随时准备着为牧马这一“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讨厌和自己在同一牧马班的女孩，所流露出来的女性特征，她觉得她和她们没办法交流。 只能和本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革命幽灵芳子姐和陈黎明交流， 把她们当做自己革命应该学习的榜样，非常苛刻的对待自己。同时，她轻视男女之情，觉得男女之情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天职。 她年轻的生命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美丽的爱情，自己的双腿也不灵活了，眼睛也瞎了，嗓子也不好使了。
女主 人公沈红霞是一个被超常化、神秘化了的人物。她是“女子牧马班”中的一名成员，得了夜盲症，“根本看不见马群，凭一种神秘的知觉控制每一匹马。整群马犹如一盘棋那样在她的知觉里。
柯丹
女子牧马班的班长柯丹，土生土长的牧工 ，有着和男人一样宽厚的肩膀 、强 壮的罗圈腿 ，这强壮里有着草原游牧人世代相传的经验和辛劳。这个有着强壮身体的女子，在一个初春飘雪的早晨，在野地的草洼子里生下了一个男婴——布布。她虽然有着男人般隽永的前额、宽阔的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作为一个雌性所具有的天然的母性。当她得知自己怀孕后，她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怨恨肚子里的小黑户。布布出生后，为了能使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柯丹一改往日的粗暴蛮横，变得沉默寡言、温良恭让。柯丹开始终日缄默，和气中露出了奴性，往日动辄便和其他人大打出手，如今为了给别人捡一盒掉在床铺底下的大头针，她会在寒冬腊月里脱光衣服， 肚皮贴着地爬进铺下去寻找，即使擦破了额角也毫无怨言。虎背熊腰的柯丹为了儿子变得恭顺无比。
杜蔚蔚
杜蔚蔚又称老杜，是个丑姑娘，老杜被战友们称作是驴，她将柯丹作为了性幻想对象，纠缠着柯丹。柯丹对她骂道： “你比驴皮阿胶还粘手。”杜蔚蔚仿佛有受虐的渴望。青春的躁动、合理的生命欲望得不到释放，自己又长得丑，她只能用自虐的方式满足自己，她把自己的马鞍弄得不合适，使自己的腿不舒服，以致出血，享受痛的快感。其间夹杂着她通过与班长柯丹激烈的身体接触获得的某种隐秘的性满足，那张时时出现的长驴脸就是她不正常情欲的外化。
主题思想
最美丽的丧失是对理想的阉割
《雌性的草地》小说中的“受难主体”——“女子牧马班”，只是由于一位“老首长”喜欢马，并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老首长”这一句随意的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军装的海洋”中，既应和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也巧合了“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因此，很快就被当做重要“指示” 落到实处。于是，一批十七、八岁的美丽、柔弱的姑娘们，被安排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个连当地牧民也无法放牧的高原“草地”。她们干着她们的身体所不能承受的重活，时时忍受着饥饿、严寒、恶狼、洪水、沼泽以及不怀好意的各色男人的欺凌、骚扰、攻击。而且，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有可能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老首长”那句随意的话能否实现——能否在三五年内，由一群“女娃”在“大草地”上将“老首长”喜欢的马“牧”出，并且交到“老首长”管辖的部门中。为此，“女子牧马班”的全体成员——七个正值青春的少女，必须干和男人一样的体力活，过与男人完全一样的生活，连情感也打磨得和男性一样粗犷、粗糙。她们牺牲了青春、美丽、恋情，甚至牺牲了亲情、亲人与自己的生命，终于把马“牧”成了——可以把马交到“老首长”的手中。可是，“老首长”的部门已经撤消了骑兵的建制，不再需要马。 “老首长”也最多只需要一匹马，作为自己的业余消遣。 “试验”完成了，“女子牧马班”的目的与她们本身却成了一个虚幻——她们奉献了一切、完成了一切、牺牲了一切，却发现一切本来都应该没有。一切都不过是假借了一个虚幻 的“革命”的名义。
以一个荒谬的“平等”的名义：“老首长”不仅喜欢马，“老首长”还说了“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这样一句话；这个“试验”，也就具有了在特殊区域——“大草地”，争取“男女平等”的名义与意义——也就是在牧马的同时，“女娃”的“自牧”也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因此，“女子牧马班”也曾经以“自牧”自诩；并且，也因此，无限风光、威风，拥有许许多多的荣誉与花环。但是这种荣誉与花环，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牺牲女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与需要，要做到比男人还要男人。在沉重的“荣誉与花环”的挤压下，“女子牧马班”也整体性的由“被动转为主动”， 她们视喂马为天下最大之事，宁愿牺牲自己和牺牲亲情——宁愿饿死，不吃马料；宁愿孤独，不交男友；宁愿伤损自己的身体，不去照顾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征。这种仅仅满足于挑战体力极限的绝对平等努力，显然只是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误区；但是，极大地满足了“时代”、“革命”、“平等”对她们提出的“自牧”要求；也极大地满足了她们在外界的强烈刺激下发自于自身的“自牧”要求。不考虑女人的需要和利益，名义上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另一种不平等，或者说是在遮盖另一种不平等。“女子牧马班”的“女子” 作为女人，在“身体”层面上力图与男人平等——“男性化”的同时，她们在“精神”层面上却步步退缩——成为十足的“小女人”，不得不在男人的庇护、保护、调教、欺负下“讨”生活。 她们之所以“存在”的“创意者”——“老首长”是个男性；她们的直接领导、生命的“保护伞”——“指导员”是个男性。
“老首长”，在遥远的地方，关注着她们，期待她们为“老首长”的“原创”争气；“指导员” 随时随地“贴身”“指导”着她们；每有重大事情，必由他拿主意，每有危难必由他解救。他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和情感上的依托，他的智慧果敢、勇猛威武彻底从精神上征服了她们；她们只有依附于——从身与心两方面——“指导员”。于是，“指导员”，自然地成为了她们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甚至情感上的支柱、主动或被动的“性伙伴”；一个既是领导，又是救星；既是长辈（被称为“叔叔”），又是同辈（性欲的对象）的伟人。于是，“她们”不仅只有“男性化”后才能够被认同，而且，“她们”还必须以男人的思想和行动为标准，甚至以男人的要求为要求——包括性的要求，才能够被“大草地”这个“环境”所认同。所以，在一个荒谬的、被假借的“革命”性的“平等”名义之下，“她们”的“自牧”——实际上是在一个被毁灭的过程之中的代名词——精神极度危险、处境极度艰难。
“她们”没有未来：在“雌性的草地”的深处，不断闪烁着一双“眼睛”、一盏“红灯”，那就是——“权力”。有着旺盛生命力与生殖力的女性，不应该没有权力；有着博大的胸怀与奉献精神的女性，更不应该没有权力。但是，在 《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马班的女人，都没有“权力”。在《雌性的草地》中，职务、地位、传统，代表权力；“信物”，如“枪”也代表着“权力”；但是，职务、地位、传统和“枪”——尤其是“枪”，都只能掌握在男性——成年男性，甚至未成年男性手中。女子牧马班的女人，都没有拥有“枪”的“权力”。 作为指导员的“叔叔”有“枪”，正是有了“枪”，“叔叔”能在任何危急关头充当英雄——解决一切问题、克服一切困难：征服自然、征服“土著”、征服姑娘们的心——包括顺奸和诱奸女子牧马班的数个女人。女子牧马班的班长柯丹与“叔叔”所生的儿子布布——这个只有三四岁的男孩子，居然也有“枪”——他拿了他父亲的枪出走，还开枪打伤了他的母亲柯丹。“叔叔”有“枪”与“布布”拿“枪”这两个细节，隐喻了女人的生存困境产生于她们被剥夺了建构和拥有自己“文明”的权力，她们只是男权文化中的客体；隐喻了未成年男性通过继承父亲的“权力”，而对“自然”的母亲的背叛。 “叔叔”有“枪”与“布布”拿“枪”， 这两个细节，也是一个预言：预言“她们”女子牧马班的“女人”，没有未来——“她们”血缘上的后代，很可能是她们的反叛者、剥夺者，甚至是谋杀者。由于没有“权力”，女子牧马班的“女人”，既没有了此在，也没有了未来。尽管她们拼尽了身心的一切。实际上，当老母狗“姆姆”作为女人的象征——惟一的价值只在于它的生育功能，只剩下“肚皮和奶子”时，女子牧马班的“女人”就同母马、母狗这些雌性的生命一样，没有了未来。严歌苓出发于“雌性的草地”的有关母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女人、母马、母狗这些雌性的生命，虽然顽强生存着，但是，她们已经没有了未来——她们已经从“被牧”走到了“自牧”；只剩下一副躯壳，甚至连一副躯壳也无 法久存于世间。
艺术特色
叙述视角
《雌性的草地》 中，严歌苓运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女子牧马班的经历，但开篇便是与读者的直接对话，“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你可别不信。正像有人说，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活活把草地给 吃穷了，你可别信。“严歌苓作为故事的讲述着，开门见山，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该故事的进程中，严歌苓不时地运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发出“原本的我”的声音，这一女性主义叙事视角表现了作者自主掌控故事发展的能力和欲望，人物的命运似乎也掌握在作者手中。第一人称“我”在与读者交流之外，甚至会时不时的出来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交谈，与读者分享作者自己作为旁观者对故事的看法和对人物的情 感。例如作者在谈到该小说中关于小点儿的一段隐情节时与朋友的争论，“一个朋友直言说不好，不真实。一个少女怎么能去参加杀人？‘我’说，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跳出故事情节与读者的交流，不仅使作者的观点得以直接抒发，也间接地映射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况。
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能使读者全方位地审视该小说中女性群体的现状。严歌苓在作品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努力构建女性的话语权。一方面，在作者叙述的声音下，对该小说中各类人物进行特色描写，映射时代背景下被异化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表现了女性作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言说欲望的迫切。《雌性的草地》 中的女性主义叙事，体现了文学作品中女性自主意识的树立，为保障社会中女性的主体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雌性的草地》揭开了知青运动内在的荒谬性。
——文红霞（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雌性的草地》故事并不以揭示环境荒凉、残酷、非人道的苦难生活和生命状态，表达对那个时代的愤怒和控诉为旨归，而是旨在异化状态下，揭示人性的饱满与匮乏，庄严与荒诞。
——陈振华（解放军炮兵学院人文教研室副主任）
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 1970年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担任歌唱和舞蹈演员。1979年，当过战地记者。1983年，在中国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工作。1986年与李克威结婚。1989年赴美学习，学习期间与李克威离婚。199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文学硕士。1992年，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 作品有：《第九个寡妇》、《白蛇》、《扶桑》、《赴宴者》（英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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