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桐城孔城人。少时聪慧绝伦，才华早具，写诗撰文颇有才气。 20多岁时恃才自负，刻印了自编的《蓉洲初稿》传世，当时见到这初稿的人，都惊叹不已，说他是个奇才。
这本初稿传到了家乡大学者方东树的手中，方先生看了以后笑说：“十年以后，等他的学识磨炼到一定火候的时候，会自责的。”
此时，方先生正在研究诗学， 著了一部诗论--《昭昧詹言》，这部诗论代表着桐城派的诗论观点。戴钧衡从传抄中得以阅读了这部书，潜心钻研了三年，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过一首诗。 他从方先生诗论中得到了启示，省察到自己从前所做的诗，实在太草率了，于是收回以前所刻的《蓉洲初稿》。踵府拜见方先生，请方氏收归门下。
钧衡在方氏门下攻读以后，学识大进，文笔精纯。道光二十九年(1849)，先生年三十六，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此后，携诗文谒见京都显宦大吏。当时侍郎曾国藩、吕贤基、通政罗悖衍、给谏陈庆镛等京官都愿意和他交友。其中曾侍郎更加赏识先生。
他在京都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乡里后，更加笃志治学，想从经籍中寻找经世致用的道理。他在研读《尚书》时，认为秦代的伏胜，汉代的欧阳生、大小夏侯、马融、郑玄，三国的王肃，隋代的顾彪等学者对《尚书》的解说，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大都没有超过《孔传》的范畴，倒是后起的宋代几位大家的见解却有独到之处。不过他们对《盘庚》等篇的解说都有失误。于是他广泛搜集前人疏注，去伪存真，写了《(书传)补商》十六卷。刊印后献给当时的名流学者。曾国藩得此书后，虽在军旅之中还时时诵读，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发前人之所未发，能够帮助读者解疑释难。
戴氏师事方东树日久，深得桐城派旨要，以继承桐城派文统为己任。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推许他说：“在桐城者有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戴钧衡为使桐城派发扬光大，与邑人苏悖元重订《望溪文集》，这部文集比照初集，篇目增加了一倍以上。汇编后戴氏又写了《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序中推崇方苞是继唐宋八大家和明归有光之后振兴古文的领袖人物，而且在某些方面方氏对比八家与归有光，有过之无不及。他说：“我朝有天下数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统，就文境核之，亦与熙甫(归有光的字)异境同归；独其根柢经术，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学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则不惟熙甫无以及之，即八家深道如韩、欧者，亦或犹有憾焉。”他又以桐城文论、诗论标准，与乡贤方存之选编了《桐城文录》；与友人文汉光编辑了《古桐乡诗选》。经过他们的整理选辑，使桐城先贤大量的诗文珍品得以流传后世。
当时戴名世文章仍在禁书之列，无人敢于问津。钧衡甘冒清廷大忌，搜集戴名世遗篇，汇为《潜虚先生文集》。他在集目序中推崇名世说：“余读先生之文，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说他可以直追庄周、李白、司马子长；又说：“足与望溪齐名。”
钧衡不仅关注桐城文化，也极其重视桑梓教育。 道光二十年 (1840)，与同里文聚奎、程恩绶等社会名流在桐城县东三十里孔城中街创建桐乡书院，推举廪生十数人任董事，募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兴建校舍五幢，购置田产十数处，于道光二十一年开课。钧衡亲自主持校政，登堂讲学。每年大课考试两次，每月小课考试一次，考试成绩优异的，发给奖钱1600文，优秀诗文由书院汇采刊刻。书院学生赴县考试屡居案首。戴氏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备加爱护，住院修业的，如生员测试三次超等，童生测试三次前十名的，每月资助膏火纹银五钱。书院生监赴金陵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者，每人每科资助30000文。桐乡书院创建未到三年，成绩卓著，颇负盛名，桐、舒两县士子负笈来游的有数百人。当时主持安徽学政的罗悖衍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7)，督学桐城，看了《桐乡书院课艺》和《桐乡书院志》以后对桐乡书院倍加赞赏，说他们能“务根柢，而崇正学”。道光三十年(1850)，罗氏升任通政使(后为户部尚书)，撰写《桐乡书院记》褒扬戴钧衡等人兴办教育卓有成效。《桐乡书院记》罗尚书的亲笔碑刻至今犹存于孑L镇中心小学院内。
戴钧衡写了一部《桐乡书院志》，对书院的兴建、课业、考查、奖励都记载得十分详实，为安徽省不可多得的书院志书。
桐乡书院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新学堂成立才告废止。戴氏在书院中所兴建的旷怀园和漱芳精舍故址，至今依稀可辨，所建的朝阳楼至今完好无损，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钧衡不仅是一位饱学鸿儒，还有经纬治世之才。清咸丰帝施行新政，广开言路，他列举了当时国家利弊，请在京人士代呈，恰逢太平天国起事，所呈各款，清廷无暇及此。
太平军破岳阳，战舰沿江而下，占领安庆，进逼桐城。戴氏惑于清廷宣传，敌视太平军，赴临淮避乱兼请援军。 不多时，桐城被攻陷，妻小死于兵厄。当时先生客旅怀远，闻讯呕血而死，时年四十有三。遗骨葬于孔城镇红庙村丁家冲。曾国藩为题墓碑“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有《味经山馆诗文钞》、《公车日记》、《杂记》等刊行于世。《清史稿》有传。
先生远离邪佞，为人正直不阿。他在文集里多次阐明了他的做人准则。他于所撰的《朱建论》中，先简述西汉朱建本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不与邪僻之人交友，后来母死无钱治丧，接受了佞臣审食其的馈赠，并为审食其消灾弭祸。文帝诛杀审食其，朱建也畏罪自刎。戴氏在文章中发表感慨说：“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如哉?”这篇文章既是劝戒了当世士人，也是自戒自励的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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