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创作的短篇小说。该作品于1922年10月发表于《新观察》。
《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个“痴迷”饥饿艺术的表演者从其风靡全城的荣光到被人厌弃的落漠，始终不被真正理解而孤寂痛苦直至无声死去的过程。小说着力刻划了饥饿艺术家对自己的事业——饥饿艺术的执著追求、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及渴望被真正理解的强烈愿望，此外还突出叙写了不解真意的观众对这种艺术的麻木和诋毁。透过文本的审美意象可发掘出：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高洁情操的艺术殉道者形象。饥饿艺术家从命运的顶峰而跌落到命运的低谷，直到最后以死来表示抗议，强大的社会力量扭曲了艺术家的命运，但没有扭曲艺术家理想人格的追求，相反使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信念变得更执著、更虔诚、更坚定。这个具有高洁情操的苦恋艺术的殉道者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性格系统，且具有多层次性。
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
卡夫卡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卡夫卡羸弱多病的身体使其从小就产生了自卑感，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特别是父亲暴虐、专横，使得卡夫卡逐渐丧失了自信、抹杀了个性。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那个时候，遇事无人商量。同饥饿艺术家一样，他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也“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 。
但是，他并没有被彻底击败，因为其内心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他作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逐渐确立了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想以此来同学校、同家庭抗衡。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我要不顾一切地同所有的事情，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我要同所有的人结仇，我要不同任何人说话”。然而，他的孤独如同饥饿艺术家挨饿一样，都是迫不得已的。
卡夫卡则向往集体生活，希望结识朋友。早在1903年，他在给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与人是用绳索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松开了，那么，他就会沉下去，沉到比谁都深的地方去，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扯断了，这个人就会一头载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个人都得紧紧抓住其他人。”
对卡夫卡来说，孤独是重要的。同时，孤独又是他痛苦的根源，他无法与别人一起生活，但他又渴望同别人一起生活：这个矛盾不是人们从外面强加给他的，而是盘踞在他的灵魂之中的。如果这种孤独发展下去，最终会把他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在卡夫卡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支撑着他去创作、去抗争。他最大限度地约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动；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防止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妨碍他的写作，最后不得不把结婚的念头彻底放弃；他原来有个健康的身体，但由于身体透支过度而造成了长期失眠。《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写成的。
《饥饿艺术家》作品于1922年3月至6月间创作。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小说家、幻想小说的创造者、最有影响的现代德语散文大师。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作品有： 《判决》（Das Urteil）、《火夫》（或译《司炉》）（Der Heizer） 、《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观察》（Betrachtung）、《乡村医生》（Ein Landarzt）、《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美国》（Amerika）、《审判》（或译《诉讼》）、《城堡》等。
一、人物对立凸显艺术家的悲剧性
站在饥饿艺术家对立面上的是观看他表演的群众，其中演出经理、屠夫、孩子，都很具典型性。从他们身上不仅表现出异化世界的种种荒诞和冷酷，还表现出作家对这个异化世界的同情。
在演出经理眼中，饥饿艺术家是一件“草堆上的作品”“一件极易损坏的物品”。实际上，他更愿意把饥饿艺术家看作一个物体、一个工具，他在向人们兜售饥饿艺术家忍受饥饿的痛苦。因此在饥饿表演完成时，他抱住饥饿艺术家“很可能暗中将他微微一撼，以致饥饿艺术家的双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摆荡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饥饿艺术家的痛苦来取悦观众，使观众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并达到亢奋的状态。演出经理不仅出卖饥饿艺术家的生理痛苦，还出卖他的精神痛苦。当然他也赞扬饥饿艺术家。当饥饿艺术家因为观众不理解他的表演艺术而暴怒时，他会“夸奖他的勃勃雄心、善良愿望与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但话锋又马上一转，用供出售的照片“轻而易举地把艺术家的那种说法驳得体无完肤”。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尽管演出经理比任何人（甚至是那些看守）和饥饿艺术家都要亲近，但是他也并没有真正理解饥饿表演本身的内在价值。他情愿摧毁饥饿艺术家视之为理想的东西来确保外部的成功（有观众捧场）。
孩子在小说中是一个象征。孩子们天真、善良、纯洁，美好的心灵还没有受到外来社会和环境的污染，纯真的本性还没有被外界所破坏。孩子是作为和成年人对立的形象出现的。当成年人抱着“取个乐，赶个时髦”的心态来看饥饿艺术家时，孩子面对这个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并且“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相互手牵着手”。当成人们对饥饿表演不再感兴趣时，却在孩子们“炯炯发光的探寻着的双眸里，流露出那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新时代的东西。”
卡夫卡对异化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性沦丧的现实是无奈，他把人性重新建构的希望寄托在还没有受到世俗侵蚀的孩子身上。
看守饥饿艺术家的人是屠夫。屠夫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冷酷残忍，没有同情心，视生命为草芥，并带有一种市侩式的狡黠。卡夫卡用屠夫作为饥饿艺术家的看守绝不是偶然的。他们象征着异化社会中最没有人性和本真人性被异化得最严重的人。他们不但日夜监视饥饿艺术家，而且还想方设法诱惑、试探和捉弄他。他们故意远远地躲起来打牌，看他会不会偷偷进食。当饥饿艺术家强打精神用唱歌来表明说自己在吃东西是多么冤枉时，他们又戏谑他“技术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他们不仅仅从饥饿艺术家瘦骨嶙峋、面色苍白中得到乐趣，而且从精神上给饥饿艺术家制造痛苦，来满足自己卑劣的快感。
二、艺术家社会地位下降凸显世界的悲剧性
艺术家的饥饿表演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剧变”，使得他不得不受聘于一个马戏团，成为庞大马戏团中的一个小角色，成为马戏团若干景观中毫不起眼的一处。饥饿艺术家已经完全被这群“爱赶热闹的人抛弃了”，他们喜欢上了象征着肉体享乐的小豹。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也遭到了和饥饿艺术家相同的宿命。如果人们的心中没有了信仰，各种道德观念将会以极快的速度分崩离析。
这里，唯一的道德准则就是“丛林法则”，人变成了小豹，他们不需要自由、不需要超脱于尘世之上的理想，而只要齿间有能被撕咬的食物。饥饿艺术家——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那种高贵的理想被无情地摧毁了，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再无其他东西能取代他的地位。
饥饿艺术家孑然一身，他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空间就是表演的铁笼子。在小说结尾处描写的小豹：“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观众挤在笼子周围不愿意离去，羡慕着小豹的自由和欢乐。可见，牢笼也只是一个相对的空间，没有自由感的人们住在比饥饿艺术家更大的牢笼中。相比之下，饥饿艺术家却拥有更多，他至少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与世界对抗的自由。不过具体来说，饥饿艺术家和观众们的自由又不是一个概念。饥饿艺术家不追求活动的自由，也不是肉欲的、物质主义的享乐自由。他的自由在他对时间的征服上。在这个铁笼子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钟表，指针的走动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有意义。不仅因为钟表将宣告他“坚持”的结果，还因为它将督促他“坚持”到规定的40天，甚至远远超出这40天。在小说中，卡夫卡让他的饥饿艺术家不断地重复“坚持”这个词，或者说把“坚持”作为饥饿艺术家的主要品格。文中多次出现“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或者“他要继续饿下去”。
显然，卡夫卡用“食物”和“坚持”分别象征着物质主义和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可以说，两者是理解这篇小说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作者通过饥饿艺术家告诉读者：即便像饥饿艺术家那样通过饥饿表演找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和理想的人，也要忍受世俗的平庸生活，也要忍受生活给予的不幸。当然，忍受和自我克制并不是饥饿艺术家所在乎的东西，他在乎的是他视为一生事业的饥饿，在乎的是创造艺术。而他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他为之献身的艺术表演以其荒诞的形式展开并宣告失败。
饥饿艺术家并不把表演当作一种职业，而把它看作是一种使命，是对艺术无止境地追求。卡夫卡认为，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维持肉体的生存，而是在精神上寻找自己的家园和归宿。如果达不到精神上的自由，则不如让一切都化为虚无和永恒。
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现实世界和他的精神世界是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的，两者截然对立，而他精神的死亡就是这种对立最终完成的标志。饥饿艺术家不可能放弃象征自己理想追求的饥饿表演，融入人群中去，他只能在饥饿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存在。饥饿艺术家作为一个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个体，作为一个在精神探索道路上禹禹前行的独行者，所经受的孤独和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他的抗争也必将是悲剧性的。
在《饥饿艺术家》中这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对立是绝对的。一方面，生活在异化了的物质世界中的人们更愿意享受形而下的物质利益，他们追求的是与饥饿艺术家截然相反的感观刺激和肤浅娱乐。因此他们不但不可能理解饥饿艺术家表演的真正精神内涵，更不可能把他当作追求精神自由的主体来看。他们更倾向于把饥饿艺术家物化，将其视为消遣玩乐的对象或赚钱的工具。
饥饿艺术家以饥饿为武器。有价值的不在于结局而在于反抗行为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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