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多寿，绰号“糊涂涂”，是一个落后、保守、自私的富裕中农的典型。“糊涂涂”在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但在为自己谋私利时却很精明能干。如他利用互助组的劳力为自已种地，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在日常生活中，他刻薄成性，顽固地维护封建宗法制，压制新思想的成长，明明是一家之主，却愿意担个怕老婆的名声。马家院终于四分五裂，二儿子马有福献出了刀把地，菊英分家，有翼革命，他也“从糊涂变光荣”，加人了农业合作社。作者通过马多寿自私、保守、狭隘而狡狯的性格，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宗法观念给农民造成的巨大的精神负担。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充分地显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巨性及必然胜利的趋势。
范登高是党内热衷于搞个人发家致富的代表人物。他是抗日时期党开辟工作时的老干部，土改时，他分得了，上等好地，人送绰号“翻得高”，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他挂着党员的招牌，利用村长和调解委员的职权，阻挠扩社工作，成为阻碍社会变革势力的党内代理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当时农村斗争的复杂性，显示了在生产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党内的思想斗争。
党支部书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的优秀干部的典型。他虽然没有范登高参加工作早，但思想觉悟高，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善于发现问题，并能按照党的方针路线采取适当对策，处理和解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袁天成是一个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人物。他是三里湾的老党员，在农业合作化中，虽不象范登高那样热衷于资本主义道路，但却是个“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人。在党内他接受了组织的教育，参加了合作社，但回家后又接受了老婆“能不够”的“领导”，又把参军弟弟的地作为自留地留下单干。最后在组织帮助下以及现实的教育，他也起来革了“能不够”的命，把土地全部入了社。
袁天成的老婆，“能不够”是一个逞能、自私而又愚昧无知的泼妇，是小说里落后妇女形象中写得最为生动的一个。村里人对她的评价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有一套损人利已的人生哲学，一套“搅家婆”的小本领，制服了丈夫，教坏了女儿，使丈夫背离了党的要求，使女儿脱离了一个先进农民的家庭。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深刻地揭示出旧思想残余在农村的严重危害，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重视对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批判。
王金生的弟弟，是个富有创造性的新型农民，热心于技术革新，是农村新生产力的象征。
王金生的妹妹，朴实、勤劳、聪明、识大体，是一个秉承着农村淳朴家风的姑娘。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但是从1951年合作社成立以来，围绕着扩社和开渠两个问题村里闹得天翻地覆。事情还得从村长范登高说起。范登高是老党员，早先对革命有过贡献，土地改革时分了好地，便对个人发家致富用上心，买了骡子又雇人到城里贩货。村里的群众对此有意见。党支书王金生和副村长张永清的批评，范登高都不接受。这次社委会决定开渠、扩社，范登高心中有自己的算盘：开渠要经过自家上滩几亩地，而且”糊涂涂”的水车也团结不住满喜和黄大年了，他们一一入社，自己为了面上不难看，也要入社的，但是又不能公开对抗开渠，于是转念一想，便决定利用“糊涂涂”来作挡箭牌。
袁天成是个脚踩两只船的人，处处听从老婆“能不够”的指挥。女儿小俊嫁给王玉生后，“能不够”嫌弃女婿家人多，女儿不能当家，便挑唆女儿和玉生生气：要分出来单过，如果玉生不答应，便和玉生离婚。一天，因为买一件绒衣的钱，小俊和玉生打了起来，两人都说日子不能过了。小俊回娘家后，“能不够”便借这件事让两个人离了婚，原来她已想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常有理”的三子马有冀。马有冀却和范登高的女儿灵芝要好三年了，但灵芝对他一家人的落后和他本人没有主见的情况不满意，两人关系一直是处在不即不离中。马有冀一家人：“糊涂涂”爹，“常有理”娘，“铁算盘”哥、“惹不起”嫂四个人都是当家理财的能人，家里能不富吗？当然，他们对于入社都是极不情愿的，范登高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决定暗中帮助他们反对扩社、开渠，明面上让这几人去替人受过的。
灵芝对马有冀不敢对家里反对扩社、开渠的举动提意见，很有怨气。听说小俊和马有冀订婚的事后，她恨这个人没骨头，彻底对他失望了。在长期共同的劳动过程中，她慢慢对王玉生产生了好感，玉生的真诚、能干、踏实、不自私的优点逐渐使她爱上了他。于是她鼓足勇气找到王玉生，大胆而热烈地向他表达了她的爱慕之意：“你爱我不”。玉生面对姑娘对爱情的追求，把双手同灵芝姑娘的手紧握在一起。
有冀闻知灵芝和玉生结婚登记的事，终于猛醒过来。他挣脱了束缚在他身上的家庭的锁链，冲出家门，找到了玉生的妹妹玉梅，和她结合在一起，分出家来，又入了社。
袁天成在一连串的“革命”事件后，有了新的认识。他对老婆“能不够”好吃懒做，挑拔关系的行为，越来越气恼，说什么也要和她离婚不可。“能不够”这时却也能不起了，多亏满喜从中调解，才算没离婚。他们家也入了社，“能不够”和小俊也下地劳动了。
针对群众对范登高和袁天成的意见，党支部开了整党会，会上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让两人作了检查，“糊涂涂”也在会上报名入社了。困扰三里湾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人们纷纷入社，议论着三里湾的宏伟蓝图。
赵树理这部小说是从他十分熟悉的山西太行山区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吸取题材的。1951年春天，他听说家乡山西晋东南地区在试办初级社，他非常高兴，“认为初级社可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可以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于是他便决定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当时长治地委根据本地情况，试办了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赵树理回到长治后，就到平顺县川底、羊井底等地去协助参加建社。这次试办初级社，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群众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广大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这给赵树理以极大的鼓舞。他决心要把这个新变革反映出来。但由于当时还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他没有动笔。第二年他又去川底这个老社参加了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由于这段较长时间的深入生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应该扩大，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其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赵树理1925年开始写新诗和小说，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其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灵泉洞》、《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
《三里湾》通过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四件事的描写，生动曲折地反映了中国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热情歌颂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表现了农村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的矛盾消长，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同时，作品注意对生活的纵深剖折，挖掘中国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艰难曲折的历史根源和人们的心理态势，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描写农民的家庭生活关系，爱情婚姻的变异，道德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家庭生活引起的巨大的裂变，再现了农村斗争生活的现实风貌。
《三里湾》不仅反映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这一主要矛盾，还反映了封建主义思想在农村中的遗毒和影响，反映了农民在家庭关系、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从而广阔地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展现了农村生活的风光。深刻地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既包括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包括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道德风尚、社会习俗的改变，使作品的内容更为深厚。特别是作品还描写了刻苦钻研技术的青年农民王玉生与范灵芝、马有翼与王玉梅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在合作化以后对文化、技术和知识的渴望，反映了农村知识青年同农民的结合，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方向，使作品充满了理想的色彩。
从人物塑造上看，《三里湾》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善于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三里湾》在刻画人物上，作者还善于选取富有特征性的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作品中生动地描写了马多寿家关门和养狗这两个生活细节。作者要通过这两个细节，来刻刘马多寿要死死地保持住这个封建家庭的规矩，怕家人从外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从而生动地表现出马多寿的落后、保守的内心世界。
现代文艺理论家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作者成功地创造了“糊涂涂”、“常有理”等几个老中农典型形象，同时描写了农民中的新人物。我们在《李有才板话》中见过的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大大地成长了，他们已经成为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
现代翻译家、作家傅雷《评〈三里湾〉》：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了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作者写青年男女的恋爱，夫妇的争执，婆媳妯娌之间的口角，顽固人物的可笑，积极分子的可爱，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运用侧笔的例子触目皆是；糊涂涂外号的来历，我们是从范登高老婆那里听到的；范登高之所以称为翻得高，是马有翼说明的。侧面描写是一种比较轻灵的笔触，含蓄多，偏重于暗示，特别宜于写恋爱场面。灵芝与有翼的“治病竞赛”……都是用侧笔极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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