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林道静的生命历程演绎着五四以来时代女性相似的命运和追求：林道静受过新的教育，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启蒙，这使她不再认同传统中国女性在父权制下屈从、依附的地位和无奈的历史宿命，而有了对个人自由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她特殊的身世，使她憎恶道貌岸然却强占了佃农女儿的父亲，还有想把她当作摇钱树嫁给旧官僚的后母。封建家庭对她的冷漠和虐待使她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在遭遇失学、逼婚后，林道静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在整个社会的黑暗中，她想寻求自由生活的幻想很快破灭。去北戴河投亲不遇，走投无路的她被小学校长余敬唐收留，却不曾想又落入了新的陷阱里。余敬唐看林道静容貌秀丽又年轻，密谋用她去讨好当地的权贵。绝望之中林道静想投海自杀，结果被已注意她多时的大学生余永泽所救。具有“诗人兼骑士”风度的余永泽，俘获了涉世不深的林道静的心，他们相爱并同居。但逐渐地余永泽的庸俗和自私让林道静感到失望，两人因为思想分歧和家庭矛盾多次发生冲突。林道静不愿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她想出去工作却一再受挫，因而心里极度苦闷。在邻居那里林道静接触到北大的一些爱国学生，心灵受到很大触动。之后，她遇到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在他的指导下读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又在他的带领下去参加游行集会。卢嘉川的被捕，使她下决心离开了余永泽，选择了革命，并且在共产党人江华和林红的引导和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从此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1958年01月在回乡探亲时救起了投海自杀的林道静。回北平之前，余永泽通过关系，把林道静安排在杨庄教书。和林道静同居后，很快暴露出他的自私、卑微和庸俗的个性。余永泽反对林道静和进步青年来往，对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非常嫉妒，有意制造事端，使林道静感到难堪。二人终因政治的分歧，追求的不同，感情的破裂而痛苦地分手。
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
一位经常失业的印刷工人的儿子。生活贫困，十二三岁的江华被迫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跟随父亲当了印刷厂的学徒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进入党办中学读书，接学了革命教育。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策划组织了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察北抗日同盟军刚成立，他又被党派到那里当军事指挥员。同盟军遭失败后，江华转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周围几个县的县委书记。与林道静认识后，两个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增进了友谊，产生了爱情，结成了伴侣。江华身材高大，阅历丰富，举止敦厚，言谈质朴，待友细心关怀，工作严肃认真，是《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女共产党人形象
真名林红，早年，郑瑾就被作为政治犯而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呆过三年。出狱后从上海调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刚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狱。在狱中，郑瑾对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静关怀备至，又如亲姐姐一般鼓励被无辜抓进监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业、遭遇使她们很快成为亲姐妹似的朋友。她教育林道静，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长久斗争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同时希望林道静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郑瑾最后英勇就义。
中国革命者的形象
一位小学教员的儿子，从小受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早在中学时代，卢嘉川就参加革命活动，考入北大后，很快成为一位党组织负责人。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漂泊，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下，他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沉着一次次摆脱了敌人的盯梢。由于叛徒戴瑜的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卢嘉川受尽折磨，然而，他没有倒下，而是用残废的身躯，垂危的生命在狱中建立“狱中支部”，组织领导了绝食斗争，后牺牲。
在从北平开出朝向海边驶去的列车上，独坐着一个素净、沉郁的少女，她的行李中除了一些乐器别无他物，人们都注视着这个奇异的学生模样的女子。林道静在北戴河车站下车，投奔她在附近村庄中教书的亲戚，然而，他们早些时候就离开了。道静无处可去，被这里的校长暂时留了下来。
道静的这次出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以教育为名，积攒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她为庶出，自己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含怨死去。道静自幼失怙，历尽冷暖，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道静不肯从，于是连夜出走。
偶然的情形下，道静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长私心里别有所图，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在雨夜里奔向大海……恍惚中道静看到一张热切的、焦灼的面孔，是这个青年把她从险地中救了回来。余永泽出现在道静的生活中，他的关爱与抚慰，他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小学做教员，依依不舍地和她暂别，回到北大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清寂的乡村从沉睡中惊醒，道静也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
道静回到北平，生活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渐渐地，道静的生活给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无暇读书，她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1951年，杨沫正式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创作，到1952年底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初稿。其间，杨沫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而这时的她又一直处在病痛的折磨中。杨沫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了六年漫长的时日，杨沫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9年，小说拍成同名电影上映，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年。《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继续吸收读者的一些意见，用时三个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并增加了十一章，全书累计达四十多万字，并于1960年再版。
杨沫（1914年8月25日—1995年12月11日），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等，湖南湘阴人，中国当代女作家。杨沫于1934 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其代表作品有《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苇塘纪事》、《不是日记的日记》等等。
《青春之歌》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着力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学习，逐步克服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小说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重点描写的事件，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他们的思想风貌。他们中间有忠于党的事业、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卢嘉川、林红、江华；有苦闷彷徨而又执著追求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王晓燕、许宁等；有追求个人名利走整理国故道路的“老夫子”余永泽；也有走向时代反面的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如叛变投敌的戴愉、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白莉萍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丰富并深化了主题，给人以激励以警策。
《青春之歌》小说抓住“爱情”这一人类千古不变的主题，采用中国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两种古老模式演绎了林道静和三个男人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林道静同余永泽的爱情，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小姐落难，公子相救”，具有强烈的罗曼蒂克色彩。卢嘉川坚毅勇敢、英俊潇洒、谈吐不凡，集革命和才气于一身，他的出现打破了林道静爱情天平的平衡。他是革命英雄，她爱屋及乌也投身革命。相对于思想落后，立志靠读书谋个好职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的余永泽，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已任的卢嘉川愈发显得神采飞题、形象高大。他同林道静完成了“英雄美人”的结合。卢嘉川被捕牺牲后，“英雄”的角色由江华来续演。江华更加成熟稳重，他不可遏制地爱着林道静，她也没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爱。如果说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是精神的结合，那么她与江华之间的爱情则更多地建立在革命和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作者为美好的爱情披上了革命的面纱，将真切感人的爱情置于革命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以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细腻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的爱情生活。
人物塑造
小说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画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语言风格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以流畅、简练的叙述和热情的笔调行文，尤其是浓烈的抒情色彩。小说第二部第二十章对林红的描写，第二十五章林道静对刘大姐的片段感想、对卢嘉川的深情的缅怀等，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既真挚委婉、诗情洋溢，又曲折入微、纤毫毕见。而对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那么细腻真切、楚楚动人，又全仗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和我一起读名著一口气读完百部中国名著》）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理论家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青春之歌》将作者自我的人生经验组织入宏大叙事而获得成功的作品，其艺术魅力……依赖于作者作为知识女性特有的坎坷多艰的个人经历与个人化的情感。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扬《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青春之歌》将“‘超验’的政治叙事与世俗的情爱故事巧妙地缝合在一起，使女青年林道静的情爱历险与‘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的成长统一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一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林道静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这个梦使我认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它的无法抹杀的“文学意义”与潜意识的精神深度，它蕴藏的非常丰富的潜文本的内容甚至是作者也无法“掩盖”的。
原吉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艺术系主任王俊秋《从模式化到经典化——〈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青春之歌》产生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高扬的时代，从普通走向伟大，从平凡走向崇高，是一代人的普遍追求。林道静的道路非常及时地适应了广大青年人的这种精神需求，而且自传性的写实也使这种精神诉求增加了一种真实感和可模仿性。在那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林道静不再是一种艺术形象而是一种生活的典范，满足了青年读者渴望崇高的心理欲求。因此说，《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可深入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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