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连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的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79岁。
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介绍
朱士行（约3世纪），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他原籍颍川（今河南境内）。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说他为人“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他少年即怀远志，摆脱俗尘。出家之后，专务经典，以弘法为己任，常讲《道行般若》于洛阳。唯此经是汉代末年由竺佛朔所译，文句简略，义理不全，前后文理，无法贯通。朱士行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因此他立志孤身远游，寻求大本。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他从雍州（今西安北）出发西行。当时通往西域的旅途非常困难，他经过千辛万苦，度过流沙，克服各种因难，终于到达了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大本《般若》，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本当即时送回汉地，但由于小乘学人的阻挠，未能成行。
小乘学人为何阻挠？因为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因此视大本《般若》为《梵书》，要求于阗国王禁止出境。他们对国王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梵）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小乘学人所说的婆罗门书，即梵书。所谓梵书，乃梵王所说之书。《慈恩寺传》卷三云；“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于劫初，梵王说传授天人，以是所说，故曰梵书。其言极广，有百万颂，即旧译云毗伽罗者是也”。
朱士行求得的大本《般若》，经过多方周折，才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遣其徒弗如檀送回洛阳。公元282年（晋惠帝元康无年）转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水南寺，由比丘无罗叉和居士竺叔兰译成汉文，称为《放光般若》，二十卷。朱士行遣徒送经至汉地之后，他自己继续留在于阗，八十岁病故,葬身他乡。
影响
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
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后世西行求法者如法显、宝云、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译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它。但因为《道行》的传译者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誓奋不顾身要向西方去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展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着《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以八十岁病死。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这种为法热忱是极为难得的。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后即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国（前身为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象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着《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后世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汤用彤和吕澄，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艰险，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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