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人物经历

早年生活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

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阎崇年自1955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阎崇年幽默地说：“改造成红专就好了，可一直没改造好，才写出《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袁崇焕传》等几十部著作来。”

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比较幸运，正好抓紧时间看书。他说：“若加上下放3年，读书就读了10多年。所以‘文革’这10年，从某种意义说我是‘得益者’。”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

学术足迹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清朝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成就荣誉

阎崇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的《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正说清朝十二帝》获选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在《出版人》杂志和新浪网联合主办的“2004年中国书业年度评选”中被授予最佳年度传记纪实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