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
《我的帝王生涯》自1992年发表以来，截至2002年共有200多篇相关研究文章，学术关注度很高。
端白是皇室贵子，最初是宫廷之争中的一枚棋子，从少年纯洁的皇子最终沦为“昏庸荒淫的声色皇帝”，而在“元历史”中，端白又是一个清醒者，不愿被彻底异化。
他是个悖论的集合体，年少为王君临天下，却如同囚鸟处处受缚，而后被贬庶民流浪天涯，却走索成王有如神助，他很无知却又很残暴，很可恨却又很可怜。他最初的帝王生涯不过是一个骗局将他囚禁得面目全非，而当他走出了这个骗局却在那根粗粗的绳索上有如一个真正的帝王俯视芸芸众生。他是帝王中的庸才，却是杂耍艺人中的天才。帝王与囚徒、庶民与帝王，两种原本相悖的身份总是同时统一在他的身上，他在市井中饱尝下层人民的痛苦与当权者的暴虐，最终选择了遁世。
惠妃是燮王端白最钟爱的一个女子，善良温顺、纯净美丽、令人心生怜恤，但也有一丝残忍邪恶，她咬牙切齿地痛恨其他后妃，欲除之而后快，连受彭后指使窥听房事的无辜小宫女也不肯放过执意将桂儿“漂送”御河。
身为皇帝的爱妃，她在皇宫中连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保证，“母以子为贵”，怀上了帝王的孩子，应该是无上荣耀的，相反的这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只好逃离宫中自谋生路。她出宫时没有带走任何的金银珠宝，只带了皇帝送她的诗笺，这时候爱情是她唯一的力量。当她睡了7天7夜之后，就完全没有了皇妃的高贵和尊严，耐不住尼姑庵的寂寞而去当了妓女。为了生存，出卖皇帝作为爱情信物而送她的诗笺。她离不开男人，处处依附男人，靠出卖男人的爱情信物而求生存。
燕郎是端白身边的小宦官，身世悲凉，伴随端白度过了由帝王至平民的传奇人生，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和卑微低下的奴仆患难与共，最后在彭国血洗燮京的大屠杀中不幸丧生。
觉空是端白的师傅，但在端白初登王位之时被迫远行，留下的只是一部尚未读完的《论语》。
小说虚构了一个历史朝代夑国，讲述了少年皇子端白本是一个懵懂的皇子，却在太后皇甫夫人的操纵下成为国王，昏庸无道造成王朝覆灭，然后成为民间杂耍艺人，最终由于战乱而出家的故事。端白继承皇位是太后一手策划的结果，目的是要他听命行事，但是少年的叛逆情绪使他时时处于压抑的感觉之中。于是，他就变相发泄自己的不满，比如对太监燕郎的宠信、对酷刑的使用、对国事的荒废等等。终于，在皇甫夫人去世后不久，国家发生了叛乱，皇位被篡夺，他成为了庶民，燕郎带着端白投靠自己的父母，却在路上被强盗抢走了银子，回到家中，只能受尽冷眼奚落，于是只好带端白离家出走。端白练起了杂技，并成为了民间杂技艺术家“走索王”，和燕郎成立了杂技团。但是战乱频仍，新王朝在奢侈糜烂中再次被推翻，而端白的杂技团成员也都死在了官兵的手中。端白最终隐逸山林，出家为僧。
1989年后的苏童写作不仅匮乏那种能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点燃的激情，而且在技艺不断圆熟老道时越发显露出过分的冷静、理智、老成和衿持，他平静如水地抛弃诗性，不再去过于艰难地追寻情调和家园。他认可经历无法永久转化为先锋经验的现实，不是疏远而是亲近常规以获取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这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前卫艺术的困窘与蜕变。
1991年的苏童尽管曾在先锋的潮流中泅浮了一阵，躁动了一阵，但的先锋经验缺乏足够多足够久的认可经历支撑，因此他最终还是舍弃了那种最直接最贴切最不加掩饰的叙事形式和富于张力的过程，转而用他的精明和敏感冷漠地面对、曲折地表达，优雅而不动声色地让生命的每一个起伏和波折平静如水。
苏童自称喜欢古代，喜欢宫廷，嫔妃和笙箫弦乐，喜欢民间艺人浪迹江湖的生活，喜欢苦难和欢乐的交融，也喜欢苦难和欢乐的交融，赞叹人生的动荡和起伏，他觉得最完美的人生莫过于火与水、毒与蜜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作者写《我的帝王生涯》最初的动因。
苏童，原名童忠贵，1963年1月出生于苏州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苏童文集》等。主要作品有《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米》《蛇为什么会飞》等。
“历史”主题
《我的帝王生涯》被认为是“新历史小说”，不少研究者把目光伸向了“历史”主题。苏童发现了“历史”，在创作中实现了“历史”叙事功能和审美功能，小说里的“历史”是一种小说现实，更是一种艺术的方法。小说把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叙事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个人不再是历史忠实的奴婢，而以自身的生命律动与节奏同历史意义及价值相分离，宣告个人从历史规范中破壳而出。小说中端文与端白的换位，端白与燕郎的换装游戏引发的换位，表明历史和存在一样并非不可更改，甚至有时历史的戏剧性是凡人想象力所不及的。对苏童而言，历史发展是无逻辑性的、无必然性的，历史并不一定是进化的······命运似乎更像一个圆圈，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同样的悲剧，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主要是在历史观上持历史循环主义的观念。《我的帝王生涯》是“客观历史的主体化”，是一个“超验虚构”的文本，没有具体的历史年代，“历史”在一片混沌中开场，作品展示的只是“历史”或文化可能存在的场所，这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历史小说，而是把历史主观化了的文本。
人性、生存主题
从《我的帝王生涯》可以看出人性的畸变和沉沧以及人对理想生命模式的追寻与建构。小说表现的是主人公对既定生活轨道、既定命运和末日衰亡的恐惧、抗拒和反抗，主人公的流浪是寻找新的命运和新的生命状态的历程。“历史”的本来意义已经消失，它可以是作家艺术思维的构架，也可以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境遇的象征。苏童在小说中看重的是历史与帝王文化这种极端形式对人性的追问与逼视，探讨在这种特定情境中角色如何发生变化，人性又是如何丧失、救赎与失败，他在意的是“人性”的故事和空间，而不是“历史”，于是小说对社会、历史进行有意忽略，以近乎梦呓的方式表达人性与人生。端白的“帝王生涯”所提供给了一种关于人生意义的诠释，苏童是想“让灵魂飞翔起来，俯视混池的世界和人们自身的痛苦”。人生又像梦想的轮回，隐去历史时间、虚拟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小说中寻找自己生活的诠释。小说中帝王以追寻精神家园的方式逃亡和还乡，表现了对人存在的困惑，表现了一种生存的逃逸。
至始至终的孤独
小说以主人公端白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从端白面对孤独而采取的反抗和逃离这两个生命举动的失败，来阐明个体生命孤独感的永久存在。
孤独的生命体验
主人公端白无心争夺皇位，但却因生在皇室，懵懂少年时便被历史的阴谋推上了大燮国国王的位置。被历史角色强加于身的个体生命一生都必须要体现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被自己的角色所束缚、禁锢。而帝王身份的特殊性，更加强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和悲凉感。正如端白的师傅觉空所说的那样“少年为王，既是你的造化，也是你的不幸”。帝王身份为端白营造了一个孤独压抑的生存氛围。至亲的祖母、母亲一直在为争夺对他这个傀儡皇帝的控制权而勾心斗角，端白对她们而言只是一个权力的符号；后宫众多嫔妃，表面看来和谐融洽，暗地里却血腥地暗算别人，燮王端白的作用只是巩固后宫地位的筹码；大燮国的朝臣，或庸常或圆滑，只是在一味地保全自己的位子；同父异母的手足兄弟视端白如仇敌，狼子野心地时时想取而代之。小说刻画了孤独冷漠的一群人，展示了人的存在状态：孤独和冷漠膨胀，亲情和人性缺失，人们在一个颓废衰败的环境中消耗着生气——人真切地体会到存在的孤独。
小说中有三个给主人公带来温暖的人：觉空、惠妃、燕郎，但是他们与主人公的情感为世俗所不容，特别是在既定的帝王文化规范中，这种情感更加没有生存的空间，于是觉空师傅在端白初登王位之时被迫远行，惠妃成为后宫斗争的牺牲品，燕郎在彭国血洗燮京的大屠杀中不幸丧生，他们都一一离主人公而去，再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走进端白的内心世界,温暖他那颗孤独恐惧的心。
反抗孤独的失败
面对孤独的生存境遇，端白疯狂地报复，以看似顽强的形式释放了体内积蓄的孤独恐惧。他下令割掉后宫废妃的舌头、拔剑射死忠心耿耿的参军杨松、一手策划张直与端文的生死决斗、青睐于惨无人道的酷刑。这些手段恐怖残忍，但也是对那个丑陋阴暗的生存境遇所能采取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不过,这种简单蛮强的方式只是一种无望的挣扎，端白陷入了更沉重的孤独之中。大燮国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痛恨端白的残暴无知，许多人想除之而后快；同父异母的兄弟端文时刻蠢蠢欲动，想取而代之；甚至是小小的伶人都痛骂端白昏庸荒淫。端白残暴的反抗带来的是众叛亲离的下场，由此他陷入了更大的孤独之中。更重要的是，端白精神上的恐惧毫无遗漏地昭示了他在激烈反抗之后仍旧孤独的灵魂，几乎每次端白对周围的生存环境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之后，无数白色小鬼都会出现在他的梦中。端白肆虐的报复背后隐藏了他深深地恐惧，小说中那些时时出现的白色小鬼正是他内心孤独恐惧的真实表达。
逃离孤独的失败
当激烈的反抗被现实无情吞噬之后，端白选择了另一种“反抗方式”，那就是逃亡。但孤独的生命体验并没有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而减弱，个体生命始终在孤独的漩涡中挣扎。作为帝王的端白在反抗失败后陷入恐惧的深渊，为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他选择了逃亡作为改变生存困境的一种方式。从端文攻入宫门的那一刹那开始，端白沦为一介布衣，他的帝王生涯就此结束，曾经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端白由此踏上了一条平民百姓的逃亡征程。逃亡途中财物被劫、在燕郎家饱受羞辱、香县偶遇流落风尘的惠妃，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使端白更加明确，走索才是一种真正自由的生活，精神才能像飞鸟一样自由飞翔。而端白的第一次当庭献艺无疑是对其灵魂救赎的肯定和总结。但是，成为走索王的端白却不能真正摆脱孤独的生存境遇。走索王端白所到之处均会“留下一种世纪末的狂欢气氛,男女老幼争相赶场,前来验证我摇身变为走索王的奇闻”。在愚钝的百姓眼中，端白视若珍宝的精神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索奇观给他们垂死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快乐。此时的端白仍旧是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没有人能够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彭国血洗燮京，死亡带走了忠实的燕郎和天真的女孩玉锁生命，唯独遗留下主人公，伴侣再一次的绝尘而去带给他的是更加无尽的孤独。作为孤独的生命个体，主人公最终无法与他人交融，因为连死亡都将他排除在群体之外，他连渴望同他人一同走向死亡的权利都得不到，只能独自一人在世上咀嚼孤独的苦果。
作者借端白的生命轨迹，展示了人类对既定生存轨迹的反抗和逃离。但是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孤独始终是人类无法逾越的障碍。面对这种现实，人类只能被迫选择用一生来咀嚼这枚苦涩的孤独之果。
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的研究焦点主要是第一人称视角、流动视角、次知视角等。苏童没有排斥“我”的叙述进入，他运用第一人称的内视角手法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归，而是一次超越，新的综合，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式的叙述，更能形象地呈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呈现燮王的精神世界。而以《我的帝王生涯》为代表的“仿历史”系列的形成，是流动视角直接作用的结果，苏童运用内视角的外化不断强化“我”在场的声音。为了实现对某一主要人物的聚焦描写，则采用了较为安全稳妥、有针对性的次知视角。在对端白的生命进行哲理性思辨过程中，作者无法很明确地为他划上“是”或“否”，因此以次知视角从人物的角度集中地将他的生活环境、心理呈现出来。
语言陌生化
叙述语言凄婉典雅。如小说中描写“我”和惠妃的感情时，作者运用《声声慢》《减字木兰花》《念奴娇》等词牌借用词的婉约唯美来表现人物感情。
叙述语言的重复。如“燮国的灾难就要降临了”，三次发出了“亡······亡······亡”的呼唤，使叙事文本内部形成一种回环往复、永久舒畅的节奏和气韵，造成一种绵长悠远的行情气氛，有效地构筑行情性的诗性味道。
小说的叙事语言得之于西方、拉美现代小说语式和中国古典白描语言的双重影响，异域语调与白描式语言的神韵交相杂标,直觉、意识流动、隐喻、魔幻等语言表达方式激活了汉语的光芒，母语与外来语式的奇特混合形成了苏童所特有的传统文人气，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性、诗化构成回异于传统语言的“陌生化”特征。
“咒语”
该小说最为突出的结构要素和故事因素就是“咒语”，它导演了这篇小说叙事和故事的全部魅力。这个咒语就是对于“灾难”的预言，它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远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出现，成为支配整部小说的笼罩性存在。这个咒语所预言的“灾难”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大燮国”，一种文化存在境况的灾难，一是指个体的灾难，它催生出绝望的反抗—救赎。可以说这个咒语就是这部小说结构、情节和意义的主体。主人公“我”正是在“灾难就要降临了”的咒语中经历和体味生存绝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是被这个咒语支配着命运的符号代码，“我”具体地体现着这个咒语，也实践着这个咒语，“我”和整部小说一样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了在劫难逃的噩运。因此，这部小说事实上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这个咒语，这个“……灾难就要降临了”将来时态的主谓句型。从开篇到结尾这个咒语句型重复达15次之多，人物和情节都沿着这个咒语规划的方向朝“灾难”的“未来”前行。咒语的最终完成是作为一种存在象征的大燮国的毁灭以及小说的终结。
意象的创造
这部小说在结构叙事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意象的创造。正是通过有象征性的意象，苏童组织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层次和主题意蕴。小说的前半部的主题意象是“白色的小鬼”和“美丽的纸人”。它们是主人公沦落为空心人的绝望生命过程的展示，是一种生存命运的象征性缩影。“白色的小鬼”一方面是一种生存境况的写照，另一方面又是主人公生存恐惧的根源，“美丽的纸人”的生命感受其实正是“白色小鬼”压迫的结果。此外，“鸟”的意象在小说前半部也有重要意味，它在主人公初见蕙妃时第一次出现，其后则经常在主人公心灵幻觉中浮现，它是主人公摆脱生存绝境，向往自由生命的人生理想的象征，它也是联结着“白色小鬼”和“美丽纸人”意象的中介，体现了在两者之间的生命挣扎历程。它正是灰暗生命中的最末一线晤光，是绝望中的希望。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鸟”又是大燮国这个文化存在的象征，在小说上半部的最后，“鸟”变成“死鸟”的悲剧意象，它是对存在的一种悲歌。而小说的后半部分的主题意象则是“自由的飞鸟”，它代表了主人公“想飞的欲望”，象征了主人公人生救赎的途程，最终，它与自由驰骋于棕绳之上的“走索王”形象合为一体，它意味着主人公人生救赎和人生超越的完成。其实不只是下半部，整部小说叙述也正是“我”学“飞”，并最终成为一只“自由飞鸟”的过程，只不过，“鸟”在上半部还只是一种生存理想，一种不能实现的心灵承诺，但它却又正是对后半部分的预言，后半部分因而既是一种应答又是一种实现。作者正是以生命意象的创造完成了对小说的人生象征和寓言意义，它既形成了小说浓烈的情绪氛围，又有生动直观的画面感，同时也是由故事层面进入小说深层意义世界的桥梁，小说美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
象征性语言符号
小说提供了两个象征性的语言符号——《论语》和“棕绳”，这是两个与主人公人生命运和故事主题内涵密切相关的语言形象。《论语》也贯串整部小说的语言道具，从内容上说，《论语》旨在“治国平夭下”，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从小说的进程来看，它又是主人公命运变幻的旁证。如果把主人公人生沦落的悲剧归结为其不读《论语》，无法真正进入“帝王”生存角色，那么当主人公最后在“苦竹寺”苦读《论语》时，他人生的困惑也依然没能解除。“棕绳”在上半部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当走索艺人品州卖艺时。从此，“棕绳”也成了他心灵幻觉中经常出现的东西，并在下半部终于与主人公现实人生发生了联系，并成了最终拯救主人公人生的“诺亚方舟”。因此，“《论语》”和“棕绳”作为主人公“帝王生涯”和“庶民生涯”的象征，其各自的隐语含蕴是相当丰富的。在结构上，二者也都是重要的结构要素，《论语》是师傅觉空所赠，第一章中觉空说“你至今没读完这部书，这是我离宫的唯一遗憾”，其实正是一种预言，小说正是以《论语》为见证，应验了主人公人生命运的“遗憾”与“残缺”。从《论语》到“棕绳”既是主人公走过的生命历程，又是小说情节、结构乃至故事形态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
“先锋”特色
苏童的“先锋”特色体现在小说的诗性、意象性、象征性等方面。《我的帝王生涯》体现了苏童想像性写作中激越的情感与浪漫行情气质，苏童有意改变传统故事应有的旨意和方向，颠覆了故事中“写实”的元素，让传奇渗透出很强的诗性浪漫气息。小说是一个典型的意象叠加文本，其中包括咒语、鸟、白色小鬼、美丽纸人、走索艺人、《论语》、棕绳等意象。这些有核心、整体意象和次要、部分意象，也有同构意象，还有既是结构因素又是文本意义主体的意象，而且所有意象在内涵上具有内在的层递性和逻辑制约性，构成一个严密有序的意象体系。小说还通过有象征性的意象，如“鸟”“走索”“白色的小鬼”“黑豹龙冠”等组织了小说的结构层次和主题意蕴，完成了对小说的人生象征和寓言意义。端白如同“囚鸟”，是个悼论的集合体，帝王与囚徒、庶民与帝王，两种相棒的身份统一在他身上，两种反向力量形成了极大张力。又如“黄昏”“雨”“鹤”等意象，“黄昏”“雨”意象多表现伤情、伤怀、乡思、兴亡等情绪，而认为“鹤”意象暗合了道家文化克制外欲、清神静心、顺应自然、不加强制、清静无为的生命品格。神秘幽深的气氛营造及寓言模式，象征的应用以及作品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都彰显了《我的帝王生涯》的先锋品格。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帝王生涯》正是对自我个体存在和文化存在的一种象征隐语，是对宗教意义上“堕落与拯救”的寓言原型的现代诠释。但是在苏童这里“沦落与救赎”首先仍然是呈现为一则凄美动人的故事，这种本分、古典的故事形态，成为我们进入《我的帝王生涯》无法超越、难以回避的第一道门槛。——文学博士吴义勤评。
《我的帝王生涯》情节的设置，意境的营造，意蕴的传达，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虚无主义的价值立场始终贯穿在小说的文本建构与叙事伦理中。可以说，小说整体地完成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寓言式书写。——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杜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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