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奴》是苏童所写的一本小说，小说是根据中国神话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改编而成的，塑造了以孟姜女为原型的女主人公形象碧奴，小说融合了作者的个性风格，并赋予一定的现代色彩，以此来重述世界文明中积淀了数千年的神话经典。截至2006年8月中旬，已有15个国家和地区买下了该书的版权。
碧奴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南方平民女子，她完全摆脱了与上层阶级的关系，不光自身出身微贱，无父无母，嫁的丈夫杞梁也是一个孤儿，全部家当也就是九棵桑树。她是半蛮荒半文明时期的女人，是单纯朴素的情感动物，是一个半蒙昧的、有很强生命力的又几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
她忠贞不渝、不畏困难。她不仅仅把爱送给了她在尘世的唯一爱人，她还把她的爱，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尊卑，不分阶级，不分差别的，平等无私地送给了她寻夫路上的每一个同行者，无论是鹿人男孩，还是死者芹素，甚至是作为动物的青蛙等都得到了她平等慈悲友善的关爱，她具有一个“皆以平等心施诸无畏”的圣者的德行。她也是唯一一个敢于抗争自己命运的人，以她自身的善良，以及眼泪透露的神秘力量，在一种共同情感经验的期许下，成为一个俗世受难式英雄。在去往大雁岭的路上，她如同一种异质，时时处处受到众人的欺侮与蔑视，但她的价值却体现在对一种非理性的神圣标准的认同——对“人性美德的直觉信任”。
少器是传说中被处死的信桃君的孙子，他不仅印证了眼泪传闻的真实性，也使得眼泪禁令的流言传说从背景走入了前景，为眼泪的潜在性力量更增添了一份神秘。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角色，他背负血海深仇，有人们想象中英雄的神秘身世和高贵血统，又冷若冰霜，具备一切成为英雄的背景条件。为了复仇，他投靠了百春台的权贵衡明君，并留下了自己的一条腿做活条，处心积虑地想要行刺国王。但他的三次行刺都以失败告终，且失败原因都让人啼笑皆非，或者因美貌被女子围观，或者因暗器被小孩偷走，是一位潦倒的英雄，神圣性被降格。虽然他最后也没能成功刺杀国王，而且国王早已经死去，但他的目的也许就是希望在国王死后，恢复一种被破坏的秩序，恢复他自身的地位。
皇帝为了阻止外敌入侵，抓走了所有青壮年去修建长城，而且发出了禁止哭泣的禁令。碧奴想到北方冬天寒冷，便立志要为丈夫送去冬衣御寒。她为了生存而练就九种哭法、送寒衣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在路上装女巫吓走顽童、被当作刺客示众街头，虽历经种种艰辛依然不改远赴长城的执念。在得知丈夫已经埋骨于长城之下而自己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时，她放声大哭，以至于天地变色、长城为之而崩塌。
《碧奴》是作者在2006年完成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是以家喻户晓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为素材的，孟姜女大约就是“姜家大闺女”的意思，作者认为这个叫法对女主人公很不尊重，于是给女主人公取名为“碧奴”。因为“碧奴”这两个字写起来非常美，念起来也很好听，“碧”这个字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与故事的基调也比较吻合。
苏童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由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重述神话”项目的邀请，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重温一种来自民间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生活的结晶，在作者看来恰好形成一种民间哲学，作者的写作过程也是探讨这种民间哲学的过程。
作者在写这部小说前，去过长城、孟姜女庙，也认真研读了顾颉刚关于盂姜女故事的变迁和发展的论文。写这部小说时作者很有热情，甚至达到信马由缰的状态，所以仅用了4个月便完成了创作，后来他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修改，尤其在语言上改得非常细。
苏童，1963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中国当代作家，原名童忠贵，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南京。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1943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其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曾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女性文化
无论是旧时代女性，还是新时代女性，苏童以前总是写女人丑陋、粗鄙的一面，很难看到善良和美好。而这部小说却是写一个传说中的美好感人的故事，作者塑造了一个简单、固执却矢志不渝、忠贞坚定的民间女子形象。作家摒弃了颓败堕落的女性，而呼唤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呼唤传统美的回归。碧奴——一个传说中的民间女子在他的笔下升华为神，表达了作者对传统女性美的推崇与呼唤。从这些女性形象中体现作者对女性的深切关注与同情，凸现了女性意识的苏醒，对笔下的人物也注入浓厚的人文关怀。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女性文化的视角，表现了一种对女性温情文化的怀恋和重新追溯的历史冲动与渴望。这也是作家苏童在这个消费文化盛行、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无根时代里，对孟姜女哭长城神话传奇进行重述的主要目的，也是小说所蕴含的深层象征意蕴。
“长城”的形象
神话中“哭倒长城”有“爱恨交织”的双重含义：一仍然是爱情，是爱的力量的证明；二则是抗议与复仇，是对于那个社会，那种制度的想象性的、乌托邦式的颠覆。从这个角度来说，复仇的主题只不过是爱情主题的衍生，或者说是爱情主题演绎的结果，它本身并不具备爱情主题在这则神话中的地位。苏童的《碧奴》对神话主题的诠释也正认同了这种认识。而且苏童在围绕爱情主题构筑人物命运时，已经让复仇的因素渗入到了小说的纹理之中，这不仅为最后复仇主题的现实化积累了力量（眼泪功能的一步步渲染），也为小说两重主题的重合作了有效的铺垫。
小说完成了对于碧奴生活其中的历史的具像化。孟姜女传说中的“历史”，本是一种抽象的“历史”，是统治者压迫、奴役被统治者的“历史”。但在《碧奴》中，“历史”虽然没有改变其本质，但它情境化、具像化了，它与碧奴的命运有了直接的、有温度的联系。小说“楔子”中信桃君的故事以及眼泪的禁忌，就是整部小说的基调与隐喻，揭示了统治者的残忍与百姓命运的惨烈。其后，衡明君的骑猎以及与钦差的明争暗斗、詹刺史的荒谬“泪汤”、五谷城外国王的“黄金游船”和他的驾崩······都无不显示了历史的荒诞与残酷，而碧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中被“谋杀”的。苏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封建社会奴役和被奴役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真正的底层是永远没有出路的”，《碧奴》则是在碧奴形象的背景上展示了这种“登峰造极”的“奴役史”。
小说完成了对于包围碧奴的“世道人心”的成功塑造。《碧奴》对人性中残忍、冷酷一面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这也是这部本应“乐观”“温暖”的小说却有着阴冷、悲怆基调的原因。在小说中，这种批判不仅仅指向统治者，更指向芸芸众生，指向围绕在碧奴周围的那些底层被统治者。鹿人、马人的存在既是统治者对人民“登峰造极”的奴役证明，“成年人做马人，未成年人做鹿人，是暗指一种被奴役的形象”，而且乐此不疲甚至争风吃醋，人性被异化、被扭曲的严酷程度暴露无遗；门客们对“芹素”的“劝死”以及公孙禽的奇思妙想，暴露了“奴性”的深重以及同类相残的恐怖；芹素的棺材回乡，七里洞乡亲的拒绝暴露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五谷城“看客”们的狂热，暴露了集体的愚昧与麻木，和那个时代人心的死亡······碧奴是怀着一颗温暖的大爱之心踏上“千里送寒衣”之路的，但是她遭遇的却是冰冷的，令人寒透入骨的“心墙”，一路上没有得到丝毫的精神呼应，得到的只是掠夺、嘲弄与讥笑。相比于统治者的残暴，碧奴遭遇的普通百姓的这种整体的麻木、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更为令人绝望，碧奴见识了“世道人心”的可怕，只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走向一个绝望的结局。
《碧奴》中“历史”的形象和“世道人心”的形象其实就是“长城”的形象，这个被悬置到最后才出场的意象，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与象征性，它既是坚固的实体之墙，又是人心之墙、世道之墙，它分解在碧奴生活的时代空气里，时刻伴随着碧奴的左右，是碧奴爱情悲剧的真正刽子手。而碧奴最终哭倒的就是这样一堵似乎无法崩溃的“长城”，这是《碧奴》对于“神话性”的复归，苏童也借此完成了神话意义的增殖与升华。
“哭”与“走”
小说始终把艺术的聚焦点瞄准主人公的两个核心动作“哭”与“走”，以及围绕这两个动作而来的各种人生情境。这种单纯而简单的面对世界的方式既是原始自然思维的体现，又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纯洁”人格的象征，既为碧奴创造了一个独立于孟姜女符号体系之外的真实“世界”，又为碧奴真实而有生机的性格的“复活”搭建了舞台。
从“哭”的角度来说，碧奴无疑是一个“哭神”，“哭倒长城”是其眼泪力量的终极证明。但在苏童笔下，这个“哭神”不是先验的，而是被生活逐步“发现”和“塑造”出来的。从“哭的禁忌”到“哭的解放”的过程，也正是碧奴性格的成长过程。小说中，苏童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碧奴的九种哭泣方式，对碧奴来说，哭泣既是自然的人性与情感的发泄，又是对于绝望命运和黑暗世界的本能反应；既是对自我的保护、解放与拯救，又是对现实的反抗与控诉。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命运中，哭泣也许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与反应方式，是她不至于崩溃的唯一抚慰剂，哭泣维系着她的尊严，也是她刺向世界的武器。小说中多次隐喻性地描写了碧奴发不出声的场景，但“眼泪”是她的语言，是“眼泪”使她摆脱了失语的境地，获得了与强大的世界对话的能力，也是眼泪使她最终成了与她生活的“世界”并峙而立的“主体”。
从“走”的角度来说，碧奴是九死不悔的“忍者”，是孤独的“过客”，是逐日的“夸父”。从桃村到长城，一千里的路程，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无疑是一次不可能抵达的距离。而苏童硬是让碧奴以千奇百怪的行走姿势，抵达了目的地。碧奴“走”路的过程，就是受难的过程，就是“世界”和“命运”逐步敞开与呈现的过程，是“黑暗”吞噬碧奴、折磨碧奴的过程。“走”在路上，碧奴收获了“眼泪”，但失去了一切，除了盲眼的青蛙，她没有一个知音，最后她甚至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只能爬着去长城，可即使爬，她也负重着一块石头，以求山神庇护她的岂梁。在这条一千里的路上，碧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虐者”，但是“受虐”的过程也见证了她精神成长的过程，那种对于爱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承担的勇气、执著的毅力，不仅使得“施虐者”不寒而栗，而且象征着黑暗世界的坚固“长城”也终于在她面前崩毁，败下阵来。这里，苏童以他的极端而夸张的笔墨书写了一曲精神不死的寓言。
蕴含的传统文化
《碧奴》在哭泣的隐喻中蕴藏着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不仅拓宽了文学视野，也使既定风格的突破成为可能。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期待：从碧奴这个民间女子的身上挖掘当代人渐渐丧失的品格，找回淳朴、健康的人性。当西方作家对西方神话进行后现代解构的时候，苏童选择了一种保守的手法去丰富孟姜女的传说，这样做并非因为苏童不具备解构的能力，而是想保留住神话带给人的温暖，以及中国民间的精神。
苏童在重述孟姜女传说的过程中，最为成功的一点便是保留了华夏民族坚忍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哲学中尤为鲜明。女巫告诉碧奴她会死在去大燕岭的路上，路人的嘲笑也是她前进的阻力，但是碧奴仍然坚持，雇不到马就步行，步行不成就爬，在忍辱负重的背后是巨大的抗争的力，使中国神话具有了一种特殊魅力。这种性格完整的体现在华夏民族的祖先身上，也被民间哲学所保留下来。坚忍成为了碧奴的行为依据，也成了她的精神气质。
潜在的启蒙视角
若没有统治阶级的“暴政”，也便没有孟姜女的故事，在千里送寒衣这个温暖的故事下面还有阶级压迫、社会道德沦丧的冰冷。因此，孟姜女传说既隐喻了一个女人在哭泣中隐忍、反抗的历史，也隐喻了社会批判。
除了对社会政治黑暗的隐喻，作者更着力隐喻的是“看客”群体。小说中苏童没有写在现实生活中碧奴寻夫路上应该遇到的吃饭、睡觉等日常问题，而是不断描述人们的嘲笑、不理解，在作者看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才是碧奴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尽管车夫、鹿人、马人、桃村妇女······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有的还是尚未成熟的孩子，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充当了碧奴寻夫的“看客”，苏童对他们的描绘不仅仅是对底层百姓奴隶生活的展示，也是对整个“看客”群体情感麻木的揭露，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
小说的女主人公碧奴生活在社会底层，坚忍和情感——这些原始纯朴的东西是她行走的动力，苏童正是在传说中发现了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才没有对其进行后现代解构，而是保留了故事中温暖的感觉，也正因为这种民间立场，使作家与群众的隔膜得以缓和，但是从“看客”群体的隐喻中仍能看出先锋作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启蒙”视角，《碧奴》的创作是苏童对启蒙话语一次策略性的调整，除了采用民间立场，还有对民间原始精神的呼唤，期待这种精神帮助被“异化”的人们恢复健康、纯朴的人性。
苏童小说的叙事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修辞和色彩两方面：从修辞上看，《碧奴》运用大量的比喻句来具象化地表达叙事者的内心感受和生活境况；从色彩上看：苏童对色彩的敏感度促使他对色彩的搭配别具一格。
例如：“贫苦的北山生生不息，就像奔腾的磨盘河的河水，去向不明”，这句话主要描述碧奴当时的生活环境，“去向不明”暗示着主人公碧奴的前途是不明确的，她为“千里送寒衣”可能遭遇的事情更是不确定的，就好比那奔腾的流水不知道去向哪里一样。
又如：“只有青蛙始终在她的前方跳跃，它的暗绿色的花纹在官道上非常醒目，看上去是一对绿色的火苗”，火苗本应该是红色的，但作者却说它是绿色的。从人们对色彩的心理感觉分析来看，绿色给人以希望，同样“火苗”意象也给人带来温暖，正是因为有青蛙的带路，更加坚定碧奴继续前行的决心。而“青蛙”本来就是寻找儿子的母亲变的,青蛙为碧奴领路,就好像婆婆带自己媳妇寻找儿子和丈夫一样。
《碧奴》给人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的浪漫元素的最大释放，它把民间创作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浪漫故事原型铺衍到每一个再创造的情节和细节当中去，使其浪漫主义的叙述成为作品的主体元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丁帆评。
小说关于万岂梁和碧奴的爱情描写过于少，有也是碧奴单方面的，没有来自对方的呼应，这既削弱了爱情的温度、感染力与神话色彩，或多或少削减了碧奴形象的逻辑力量。——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吴义勤评。
在《碧奴》中的具体描述，碧奴寻夫的坚强很勉强，寻死的过程也混乱，迷信色彩命运色彩浓厚，看不到很强的生命力。书中的碧奴，形象并不清晰，善良、盲目、愚昧，除了眼泪与众不同别无所长。——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崇科等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