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冯骥才创作的中篇小说，1979年6月首发于《收获》杂志。小说通过描写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吴仲义因为一封想像中丢失的家信而落入惊恐、怀疑、揭发、认罪的灾难之中的历程，展现了十年动乱年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肆无忌惮的精神摧残，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形。
该小说曾获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
历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组研究员。年纪不大，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是所里的骨干，但生活能力低下，经常丢三落四。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言行相当小心，为人软弱平和，循规蹈矩，不肯多事，所以历次“运动”都平安度过。当声势史无前例的“清理阶级运动”到来时，他本来怀着侥幸心理，然而哥哥的来信提醒他回忆起多年前在“读书会”时的发言有可能成为罪状。这让他惊慌失措。特别是当他发现连夜写的回信“丢”了时，马上变得疑神疑鬼，结果中了贾大真的圈套，给自己和哥哥一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历史研究所的政工干部。平时无所作为，但是当生活翻起浪头，立刻兴致勃勃，聪明十足。他的拿手本事就是整人，折磨人，摧残人。他就像一个捉蟋蟀的能手，能将砖缝里的蟋蟀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他能将大会控制得充满白色恐怖的气氛，以凶恶的批斗恐吓其他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他还会在小会上用充满杀机的语言和眼神暗示险恶即将发生，以此威摄所有的人，搞垮他们的精神防线。
历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组的组长。性情随和，没有是非，很好相处，热衷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很少有意见。作为吴仲义的好朋友，他经常在生活上帮助吴，得到了吴充分的信任。但文革到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贴了吴的大字报，而且狂热地投身于造反派的斗争中，挤掉吴仲义当上地方史组的组长。某次与吴仲义喝酒时，酒后吐真言，事后一直担心吴仲义告密，所以当吴仲义举止异常时，他便认为对方是要检举自己。为了自保，他配合贾大真对吴仲义施加心理压力。
历史研究所的地方史组年纪最大的研究员。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因为是摘帽右派，所以每逢运动一来就照例作为反面人物的一种典型被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喝水时吞咽的声音很响，因此总是注意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但每当运动到来时，处在政治巨石之下的他就会忘记了掩饰吞咽的声音。
历史研究所的近代史组的组长。正派、办事规矩，在群众中有一些威信。平时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人缘好却谁也接近他不得，别人对他内心更深一层的东西很不了解。实际上，他极为反对贾大真用欺诈恐吓手段制造白色恐怖的行为。关于对吴仲义问题的定性和处理，他与贾大真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文化大革命”中“清队”初期，某历史研究所受上级指示，要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整个研究所里气氛紧张，人人自危。地方史组的吴仲义以前还一直未受到过冲击，因为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从不参加派系争斗。他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再加上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领域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然而，这一次却出人意料。
就在“清队”运动开始的当天，吴仲义接到他哥哥的来信，得知一件不祥之事：十年前，正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吴仲义随助教和同学们去郊县收集农民起义的素材。不久，他们接到学校通知，让尽快回校参加鸣放活动。这时的吴仲义，热情纯朴，容易激动和受感动，相信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也相信别人与自己一样坦白。他从郊县回来后，易于激动而非常活跃的哥哥便带他去他们的读书会。这是几个喜好文学、艺术及哲学的年轻人龚云、泰山、何玉霞和陈乃智自发组成的一个小集体，他们聚在一起发表各自的读书心得，互相启发。吴仲义受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也说了自己对国家体制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还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和健全的体制；中间有许多弊病，还有不少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样就会滋生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形成时弊，扼杀民主。那样，国家的权力分到一些人手中就会成为个人权势，阶级专政有可能变为个人独裁。他的深刻惊人之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第二天，吴仲义回到了学校，本来预备把昨晚那一席精彩讲话发表出来，但没找着机会。他很是怅然。不料，风云骤变，抓右派的运动突然开始。他哥哥和读书会的伙伴们由于把那些激情与话语带到各自的单位，一律被定为右派。陈乃智因虚荣心而声明这些见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果实，使他的罪证无法推脱。他却挺义气，重压之下，没有暴露出这些思想的出处。哥哥、龚云、何玉霞等人谁也没提到他们的“读书会”和那晚的聚会。因此吴仲义幸免于难。这些人都被放逐到天南地北。哥哥被送到北部边疆的一座劳改场，伐木采石。母亲积郁成疾，病死了。此后两年，哥哥为了妻儿的前途，在劳动时付出惊人的辛劳，并在一次扑救森林大火时，烧坏了半张脸，才被摘去右派帽子，由劳改场留用。
从那以后，吴仲义就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怕事，拘谨，不爱说话，不轻信于人，脆弱而缺少主见，直到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新近经人介绍，才与一个三十多岁的图书馆管理员交了朋友，他对未来也有了甜蜜的计划。但哥哥信中说，陈乃智因为一句什么话被人揭发，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问题要重新折腾一番。如果陈乃智受不住高压，把当初给他定罪的那些话的来由招出来，那他吴仲义就要大难临头。吴仲义当时就觉得如晴天霹雳，不知如何是好。他花了整整一夜给哥哥写信。一会儿，他觉得非把心里话给哥哥写得明明白白不可；一会儿，又担心这信落到别人手中惹祸，便改换成隐语。反反复复，到第二天清晨才写完。吴仲义朦朦懵懵去寄信，突然发现口袋中的信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着。他意识到，那封信叫不知名姓的路人拾去了。要命的是，他为了不叫哥哥那里的人知道是一封私信，而用了印有单位名称的公事信封。信封上又没署他的姓名地址。拾到信的人肯定很快地就会把信送到他单位。这等于他把自己送入虎口。他一连几天心神不安，失魂落魄，如坐针毡，把别人的介绍信和自己对象的情书都当成了自己那封事关重大的信，弄得他女朋友很生气。
他的失态引起了所里“清队”工作组组长贾大真的怀疑。贾是所里的一位铁腕人物，非常精明、锐利，能从别人的细微表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给掏出来。他一面指令地方史组长赵昌随时观察吴仲义的表现，一面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揪斗大会，“杀鸡给猴看”，以欺诈和恐吓手段，从心理上对吴仲义施加压力。赵昌虽然平时和吴仲义关系不错，常常还关照吴的生活，但过去曾贴过吴的大字报，还顶掉了他地方史组长之职，并且有一次喝醉酒的时候向吴仲义吐露过真情，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他怕吴仲义万一去揭发和告密，就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中不能不防。为保全自身，把工作组的注意力引向吴仲义，赵昌便协同贾大真引诱吴仲义坦白。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吴仲义经过惨烈的思想斗争后彻底垮了，终于“自首”。他被定为“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女朋友与他分手了。由于他的揭发，哥哥一家再次遭受惨重打击；又引来当年“读书会”的人的反揭发。他连日被提去质询审问，有时拖到后半夜。贾大真为了给他增加压力还配合了大会批斗，弄得他精疲力竭。
半年之后，电闪雷鸣、风横雨狂的日子过去了，吴仲义被宽大处理。当他获释回到家里，端起脸盆要洗手时，突然发现盆底儿粘着一封信。揭下来一看，竟然就是他曾经丢掉的、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封信。原来他当初写好这封信后，胡乱地在信封背上抹上浆糊，贴上邮票，封了信口。洗脸时，他曾把脸盆放在桌上过，盆底儿有水，加上信封上没抹干净的浆糊，就粘在盆底儿上了。他惊叫一声：“啊！”呆住了。
冯骥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藏书藏画被毁，他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得七零八落，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开始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由此，他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先把他所见所感编成故事讲给亲友听，后来动笔写成稿子。他把这些故事假托于几个世纪前的年代，人物都起外国名。写好后手稿藏在楼板缝、烟囱里，但终因怕惹祸而烧掉。后来，每当他有创作冲动，就随写随销毁。
文革结束后，文坛思想解放，冯骥才决定把自己十年来甚至更长时间的生活感受压缩于中篇小说《啊！》中。他想在这篇小说中表达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更重要的那个时代的特有气势、心理和感觉，人与人之间特殊而微妙的关系，还有在历次运动中形成的一整套极左的整人方法。他想记录下人们在十年动乱中是如何活过来的，也想使后世之人读到小说时有身临其境之感。基于此，虽然他心中有无数个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的真实的坎坷人生故事，但任何现成的、完整的故事都无法达成他的目的，所以他虚构了一个因一封误以为丢失而没有丢失的信而导致的灵魂的悲剧。
1942年生于天津市，祖籍浙江慈溪。1960年高中毕业后，被选入天津市篮球队出任中锋。后因受伤，调天津市书画美术社从事绘画工作，1974年调工艺美术厂。其间做过产品推销员和工人等。1975年在天津市工艺美术工人大学任教师，教授国画与文艺理论课。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美协天津分会会员，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自由谈》主编。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作品多为美术评论文章。1977年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以后，陆续发表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和电影、电视剧本等。其中《雕花烟斗》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啊！》和《神鞭》分别获第一、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啊！》没有大写特写漫延全国各地的激烈的“清队”运动，也没有一一罗列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是把笔触伸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一个微不足道、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小小事件，向读者展示了一出备受凌辱的普通人的灵魂悲剧，鞭挞那个特殊年代对人的欺凌和摧残。
小说开篇便以概述的语言将当时社会的恐怖特征鲜明地描述出来：运动来时“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可思议了，平日的友情变得不可靠了。友情好似一种水分，被蒸发掉，只剩下干巴巴的利害关系，并且毫无掩饰地突现在外……此时此刻，人们都变得极其敏感；连最麻木的人，神经都通了电；感觉的触觉探在外边”。
作品塑造并揭示了一个“四人帮”的爪牙贾大真的阴毒的灵魂。政工干部贾大真本职工作无所作为，整起人来却精神十足，特别是通过心理战折磨人的灵魂，以凶恶的批斗恐吓其他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用充满杀机的语言和眼神搞垮人们的精神防线。这个人物的全部思想，就是要摧残别人的意志，摧毁别人的尊严，消灭别人的良知，使人人相互猜忌，使同志相互背叛，使朋友相互残杀。他们要把一切人性的东西淹没在利己的兽欲之中，实行法西斯专政以利于自己的飞黄腾达。作品通过这样一个丧失人性几近疯狂的人物，揭示了十年动乱期间荒诞的社会生活实质。
在“贾大真”横行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紧张而又畸形。历史研究员吴仲义自以为将一封给哥哥的信弄丢了。他恐慌、怀疑、绝望，因为虽说是一封家信却有可能带来可怕的灭顶之灾。他反常的举止引起了自以为有“把柄”被他抓住的同事赵昌的惊疑，也吸引起了贾大真的注意。在贾大真的诱骗威压之下，赵昌出卖了吴仲义，而吴仲义也由于惊慌失措而出卖了自己的兄长和其他人，随即被揭发的人又反揭发他。最后，吴仲义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却对加害他的赵昌、贾大真感激涕零。以贾大真为代表的势力就是要摧毁”吴仲义们“的精神世界，把人变成丧失尊严，丧失思想，供”贾大真们“任意驱使的奴才，以此建立起黑暗的法西斯专政统治。
小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文革时期人人自危、疑神疑鬼、是非颠倒、人性灭绝的社会现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创伤，不要再重蹈噩梦般的生活历程。
结构特点
小说借用了绘画中“焦点透视”的方法，把一封误以为丢失的信件作为焦点，让人物围绕着“信”做文章，人物与人物的矛盾围绕着“信”旋转，层层缠绕，环环相扣。丢失信引起的恐慌、担心信落在造反派手里的悬念贯穿了整个故事。虽然，信其实没有丢，但由于对遗失信所造成的后果符合逻辑的假象的渲染，以及文革险恶的人情关系的真实描写交织在一起，使故事可信度大大提高。到故事最后，读者和主人公一起发现那封以为被丢失的信原来根本没有丢，已经发生了的一切看似毫无意义，但是，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荒诞中透出真实，这个结尾增强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心理描写
小说非常成功地调遣着心理描写，作者通过人物自身的暗想、幻觉和内心独白，描写吴仲义与他人的互相猜疑。整个故事的基点是吴仲义的心理活动。吴在政治斗争面前首先隔岸观火、苟且偷安，继而惶惶无日敏感多疑，幻想侥幸，最后和盘托出低头认罪，“努力改造”，为争得宽大而感激涕零。在揭发兄长后，吴仲义心怀愧疚，宁可以想像兄长也揭发他来自我安慰。作者将人物内心世界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风暴和搏斗，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一系列心理转化过程，却真实反映了特殊历史年代的人们的心理状态。
语言特点
该小说的语言别具特色，富有韵味。铺展人物心理历程时，常间以哲理性的抒情和议论，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处。特别是关于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系的几段议论，文笔俊美，思想深邃对烘托时代和人物心理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塑造人物时，作者善于运用恰如其分的比喻和描绘。例如赋予贾大真颇有特色的外表：面皮褪尽血色，黄典的，像旧报纸的颜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中。目光挑剔、冷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而批斗大会上，“贾大真的目光如同一道探照灯的灯光，慢慢地由台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上……此刻他真是神气，威不可当，好像端着一架机关枪，面对着一群手无寸铁的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从这些视觉形象描写中，读者便可猜度其阴毒的内心世界。
作家刘思谦：《啊！》在我们心灵上所引起的压抑感，和那些浅薄的单纯展览苦难的作品不同。这是一种将残酷与荒谬与闹剧熔为一炉的压抑感，包含着那个时期社会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各种生活况味。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的是作家的深广的忧愤，是对于人的尊严被践踏而发出的无声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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