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以及先秦学术著作。
在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对于“黄老之学”，有个不太雅致的说法，叫“君人南面之术”，相当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行为组织学。
《管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而《隋书·经籍志》则改列法家类。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在汉初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比如，当时的青年俊彦贾谊在谈到儒家“别尊卑”的礼治思想的时候，却离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话，说：“《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如果放到《论语》或者《孟子》里边，一点儿也不显得扎眼。
《管子》虽然托名管仲，学者们却几乎没人认为它真是春秋时代的著作，而把成书年限推定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点即出自《管子》，《管子·权修·第三》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郭沫若在《艺文类聚》里发现了一段话，和《管子》所载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测，“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位周容子夏，写作时间则应该是在汉朝吕后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论断的话，再联系起《汉书·艺文志》里边的作品分类，那么，西汉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经隐隐出现了一个轮廓。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黄老学说，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来，故最早将《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刘歆。不仅于此，据说在宋版《道藏》中，《管子》还曾一度被收载,成为道教经典。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非其政治学说的全部，礼学、仁义同样为道家所重视，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特别提及了道家学说的一极端发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对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较详尽阐释的，还有稍早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将当时“务为治者”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他对其中的“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赞赏认可态度。他总结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
1、融合兼具诸家之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2、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指约而易釆，事少而功多”；
3、善于变易，“无成执，无常形”，与时迁，与物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②如以司马谈和《汉书·艺文志》所论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对《管子》，确有许多符应之处，比如“无为”政治，重礼、法，因人情等。
另外，从现存《管子》76篇中，论“道”的就达65篇，“道”字共出现了486次这一现象，也能作一说明。“虚无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这是以虚无为本之道；“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这是在讲存亡之道；“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乘马》)，这是君王南面之道；《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篇，教人怎样“修道、得道”，马非百认为“内业”就是今天之气功气。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历代官志著作都承袭其划法。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跟道家学说自身的兴衰变化有关。《管子》中论“法”的篇幅仅次于论“道”，至魏晋南北时，老庄之道又逐渐成为道家正统，那么含杂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划出道家，划入法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侧重于用道家学说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②。现存文献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还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黄帝四经》。帛书中《十六经》的内容托言黄帝，只能证明它是齐国背景下的产物，另外也是更关键的是《黄帝四经》的内容与《管子》一书中相关内容相比，十分相似。这其中“节用民力，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这些都是老学思想所没有的”③。拿这些“老学思想所没有”的东西，与《管子·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等诸篇对照一下，帛书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齐这一点，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黄老各篇与帛书《黄帝四经》是一个学派的文献。
《管子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刘向序说：“所校徽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汉内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复篇数，总在四倍左右。现存《管子》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部，《内言》亡《王言》《谋失》两篇，《短语》亡《正言卜篇》，《杂篇》亡《言昭》《修身》《问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轻重》亡《三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三篇，计亡失十篇。
书中最古部分为《轻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属于很晚的时代，从思想内容看来，不能看出是齐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书中思想很复杂，新旧材料互混，看来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笔。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别属于道家与法家。故《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诸篇中最显出道家思想的是《心术》上下篇及《白心》与《内业》二篇。《内业》解道的意义，《心术》《白心》说依道以正名备法。这几篇恐怕是稷下的道家所传诵的道经。
在《心术》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家转移为法家的倾向。如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流之体，谓之礼。简物小米一道，杀惨禁诛，谓之法。”在另一段又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越。无所位超，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隐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调各处其宜也。礼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惨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这是明礼义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体无间，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为“失道而后德”，这里说道德无间，文辞上虽然有点不同，但终极的原则仍是道。“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道是天地之道，不会有过失底，所以底下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
法本从道出，所以至公无私。君子能抱持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丧失天下。《心术》说：“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蓝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这一段与《胜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当时流传的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弃。《白心篇》说：“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又说：“孰能去辨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因为“道之大如大，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说：“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赋。”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满，不致于灭亡，而达到虚静的地位。虽然，道是不可摸捉的，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备法。所以说，“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建设当立在适当与有上头，虽仍以靖为宗，而时与政却是实在的施设。注说：“建事非时，虽尽善不成。时为事宝也。政者，所以节制其事，故为仪。”实际的政事是时间与手段的运用。运用得当，天下便治了。
所以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缘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尚法正名的思想与慎到的主张相同。总之，弃嗜欲知巧、恬淡无为，正名备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齐物的论调，进而主张绝圣弃知，专任名法的结果。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戴望，《管子校正》。
颜昌峣，《管子校释》。颜氏此书用力颇勤，值得参考。但不幸遗稿交给某书社出版，标点错误百出，不堪卒读。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等：《管子集校》，这本书出版时当作郭沫若先生的独著，曾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历史编”。
黎翔凤：《管子校注》。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校诠》，这书对管子成书的年代估计得比较晚，但理论不充足。
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复颠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势解》附《形势篇下》之类，不一而足，弥为窜乱失真。此本为万历壬午赵用贤所刊，称由宋本翻雕。前有绍兴己未张嵲后跋云，舛脱甚众，颇为是正。用贤序又云，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则屡经点窜，已非刘向所校之旧，然终愈于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犹善本也。
旧有房玄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玄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玄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案《旧唐书》，知章，绛州翼城人。神龙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有《孝经注》《老子注》，今并不传，惟此注藉玄龄之名以存。其文浅陋，颇不足采。然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苏轼、苏辙同入省试，有一题轼不得其出处，辙以笔一卓而以口吹之，轼因悟出《管子注》。则宋时亦采以命题试士矣。且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故仍旧本录之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