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任台湾当局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台当局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
1964年，获得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
1970年，发表的《红纱灯》散文集获得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
1985年，发表的《琦君寄小读者》获得“台湾新闻局”金鼎奖。
1986年，发表的《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得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
《烟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髻》《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琦君自选集》《水是故乡甜》《橘子红了》等
琦君关心的是中华文化中的非强制性、非正式规范的精神文化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创造和不断的承受与融合而形成的，凝结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智慧、精神品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生存秩序、道德情操等诸方面。在这样的文化意义上，个体的人从出生之时起就成为文化的承接者，乃至长大后还将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授者（传播者）。因此，人的生命意义依赖于拥有文化而存在；文化的生命因人的“激活”而鲜活。琦君隐蔽地将这一深刻哲思包裹在生动的故事里叙述给她的读者。
琦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乡俗化的经典文化和佛教文化，又在家塾、中学和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地领略了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和文学之美，在中华经典文化逐渐淡出人们阅读和学习视域的当下，她将自己的词学经验书写成书推荐给学习者，以自己在生活学习中提升人格的经验，来激励后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