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在村塾授徒，其后从陈文台学习绘画，入门甚快，颇得陈的赏识。他自称“以画自娱”，数十年来未有间断。其花鸟画淡墨薄色，山水画浑厚淋漓，后者更受人们称颂和喜爱。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友人王寿昌精通法文，邀他合作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口述、林笔译，小说内容曲折感人，为国人所初见，一时风行海内，备受赞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应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之聘，任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同时他还继续在五城中学堂任总教习。
民国二年（1913年），译完《离恨天》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患病，体质衰弱，抱病在孔教大学讲最后一课，作《留别听讲诸子》。10月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
《畏庐文集》《续集》《三集》《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畏庐漫录》《畏庐笔记》《技击余闻》《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左盂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民种学》《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拿破仑本纪》《鲁滨逊漂流记》《洪罕女郎传》《海外轩渠录》《红礁画浆录》《橡湖仙影》《拊掌录》《十字军英雄记》等
《江村读书图》《大龙湫图》《鼓山出云图》《雁荡山图》《积翠图》《香山九老图》《匹马从戎图》《梅阳归隐图》《万木草堂图》《缀玉轩话别图》《添香图》《清江独步图》《独坐渺世图》《万顷沧波图》《吴梦窗词意图》等
林纾的译著沟通中西文学，通过译介西方名著来“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部分译作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在反帝反封建思潮中发挥积极作用，激发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钱钟书盛赞其“媒”的作用，鲁迅、郁达夫等也受惠于他。他被公认为近代文坛译界泰斗，留下“译才并世数严（严复）林（林纾）”的佳话。胡适赞其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他也成为引介西学的先驱之一。
作为一位文学家，林纾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闽中新乐府》等40余部作品，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成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的地位。
在小说创作上，他打破旧章回体，创“国事为经，爱情为纬”的长篇，如《金陵秋》等，还作社会题材传奇。其文学体裁丰富，有诗集《闽中新乐府》等，古文汇于《畏庐文集》等，另有多种笔记小说。林纾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其诗歌以题画诗最为人称道，陈衍曾赞其“寓意工切，隶事渊博”。此外，他的古文造诣极高，被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誉为“能伏其光气者”，马其昶更称其古文成就超越吴汝纶。林纾的文学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坛，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林纾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推动者，除了创立新式学堂，林纾在儿童教育与女性教育上都提出了领先于时代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必须要“治新学”，即指包括外语、工商和具先进思想的西学；他还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为近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学资源。他的教育理念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张通过古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这些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近代画家朱应鹏评：“林先生的画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为殿笔，虞山派的图画也以林先生为殿笔了。”
作家徐则臣认为：“尽管林纾不懂外文，采用的是重新整合的翻译方法，但鲁迅、郁达夫等小说家其实都受惠于林纾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者就是一个创造者。”
中国现代批评家阿英《晚清小说史》：“晚清小说的繁盛是由梁启超和林纾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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