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农（1904.01.31～2008.10.04）江西丰城市人，夏光庭（夏远）40世孙。曾求学于金陵大学（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员。曾任新四军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共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公学校长、苏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文联主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大学首席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辞海》，《大辞海》主编。
1926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8年起曾任复旦大学青年团支部书记，江苏省团委宣传部秘书，《海上青年》杂志主编。
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很早就从事左翼文学革命工作，
1929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并在复旦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1935年担任陈望道教授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在这份刊物上，鲁迅先生发表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
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夏征农从南昌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
夏征农的百年人生路，充满荆棘。早年为革命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官员时铁骨铮铮，晚年则以高龄担任《辞海》等大型辞书的主编。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文化战线工作，他的经历都堪称传奇。“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这是晚年夏征农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官方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幸存者。1929年，他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参加一个集会时被捕，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近两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来到上海，本来组织上考虑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这样，他才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
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夏征农生前一直说：“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7年夏征农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湜的《街头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栏”时的产物。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这一时期，他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来。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先生请鲁迅先生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相知的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
夏征农有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无论什么时候，身处什么地方，这部《鲁迅全集》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有人想借来看看，他很“小气”：不借。直到2005年，他才把这套书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说：“这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夏征农与《辞海》有着不解之缘。“文革”结束后，夏征农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顾委委员等职务，并被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院士聘为上海大学首席顾问。在此后三十年里，他任职久的职务是权威辞书《辞海》的主编。
《辞海》是中国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在他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出版，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他又以98岁高龄出任主编，成为世界上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
求新，是身为主编的夏老在《辞海》编纂过程中一贯强调的要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解决《辞海》编纂中各种问题的钥匙。比如在编纂《辞海》1979年版时，许多疑难杂症一个个地摆在编辑部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怎么写？夏征农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实际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
2005年11月26日召开的“2009年版辞海编纂动员大会”上，已102岁高龄的夏征农发言说：“《辞海》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旧纳新的问题。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旧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求新”，使《辞海》得以常出常新，成为大家案头权威的大型工具书。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98岁高龄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已，其实不然。《大辞海》篇幅是《辞海》的2.5倍，一些重大问题还是由他拍板、出面；只要《大辞海》开工作会议，他都参加。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夏征农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辞海》。2009年版《辞海》增补收入“夏征农”条目。这应该是对夏老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夏老生前五世同堂，全家生活得其乐融融。夏征农曾经向前来为自己百岁贺寿的人自豪说：“我的子孙中有一些有所作为，全凭他们的努力，我绝不会利用我的影响和地位去帮助他们的。”他的13个子女中，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夏征农的女儿夏晓梅说，爸爸生前一直告诫孩子们，有饭吃就好，要知足。
但是，他却花很大的精力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工作，舍得“倾己所有”，愿意动用所有的社会力量。夏征农子女多，经济也不宽裕，却将省吃俭用的2万元钱，捐给家乡的教育部门。他发起成立“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此捐出了自己的部分积蓄和稿费共60万元人民币。
2008年5月17日，四川汶川地震的第六天，尚在筹备中的上海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上音和上海慈善基金会等联合举办了上海文化名人赈灾义演义捐晚会。病榻上的夏征农心系灾区，特地委托儿女来到晚会现场，向灾区学童捐献价值10万元的学生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我如今年事已高，身卧病床，但此时此刻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心系灾区人民，时刻关注着灾区人民生命安危和灾区抗震救灾的进展。”夏晓梅读这封信的时候手一直在颤抖，而台下的观众和演员们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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