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
《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明黄宗羲（1609-1695）撰。明代学术思想史专著。黄氏著此书之前。明代理学家周汝登曾著《圣学宗传》，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曾著《理学宗传》，对明代诸儒学说加以总结。黄氏认为周书主张禅学，孙书杂收，不得要领，闻见不广，论述不当，因此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于康熙十五年（1676）著成此书。
全书首冠《师说》一卷，列方孝孺等二十五人。次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学案，以特起者、后之学者、不太著名者总列为《诸儒学案》，最后为《附案》。计《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等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等十二人。《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等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等六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等三人。《浙中王门学案》五卷，列徐爱等十八人，又附记一人。《江右王门学案》九卷，列邹守益等二十七人，又附记六人。《南中王门学案》三卷，列黄省曾等十人。《楚中王门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王门学案》一卷，列穆孔晖等七人。《粤闽王门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等十八人，又附记三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等十一人。《诸儒学案》十五卷，列方孝孺等四十二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等十七人。其中吴桂森有目无传，实十六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以上各学案，《诸儒学案》共六十二卷、列二百零一人，又附记十人。《附案》列应典等五人。合《师说》、各学案（包括附记）、《诸儒学案》、《附案》共列二百四十一人。每学案都冠以叙论，简介该学案概况，次分列该学案学者，介绍其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说。最后节录各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语录。
书中所列，大体初期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蕺山（刘宗周）为主。黄宗羲出自姚江学派，所以总观此书大致以王守仁为中心，除专列《姚江学案》外，还列《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而略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居学案总数一半以上。谓“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四库全书总目》谓黄氏“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推重而阴至微调，于王之徒外示排击而中存调护”，反映了黄宗羲尊王抑薛的学术倾向。书中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只在《泰州学案》叙论中提到，也不免偏见。此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开后世“学案”体之先声。取材丰富，编纂有法，分类有序，证论切要，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此书初由万贞一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只刻三分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郑性续刻万氏未刻者，至乾隆四年（1739）刻完，世称二老阁刻本。又有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故城贾润、贾朴刻本，即紫筠斋本。此本改动次序，以《祟仁学案》首列“康斋”（吴与弼）改为首列“敬斋”（胡居仁），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后会稽莫氏用紫箔斋抄本、校以万刻本订正紫箔斋本次序，校正错误，于道光元年（1821）刻成。1936年《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本影印。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群学社石印《黄黎洲遗书》本，只收入二老阁本《师说》、《叙传》、《叙论》，共八卷，其它不录。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沈芝盈点校本，以光绪八年冯全垓重印二老阁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本及《四部备要》本，据紫筠斋本及莫晋刻本增补部分内容。《河东学案》增人杨应诏叙传、《姚江学案》增人许半生、王司舆叙传、《浙中王门学案》增人胡瀚叙传、《南中王门学案》增人薛甲叙传、《甘泉学案》增人王道叙传。
《明儒学案》的编写不仅流派分明，而且能抓住各人的主要思想，每派立一学案，先以小序为概括的说明，其下分列各学者，依次叙述传略，摘录其重要著作或语录等，以具体的材料表明各学者的思想见解，间有作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每个人的小传，虽然长短不一，却都能表达出人物的个性、特长以及一生的功过。他在凡例中说：“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不甚著名，统列诸儒之案。”又说：“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这是提出了分立学案的明确原则，又指出所摘录者都是取自原书，未有转录于他书者，是为本书的一个特点。凡例还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段话是撰者判断各人思想的标准。他认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者，无足轻重。每个人的思想都应有其独到的地方。只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才能有更全面更正确的认识。
（明）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遍学天文、地志、历算、音律，九流百家。著《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读》六二卷、《明儒学案》与晚年所辑《宋元学案》合志七○○年儒苑门户。《明夷待访录》集中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所作散文有《南雷文案》一○卷，《南雷文定》前集一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四卷、五集三卷，又约之为《南雷文约》四卷。所作《感旧》、《山居杂咏》、《八哀诗》等均可作史诗读。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对清代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列出17个学案，总叙明代学者210多人，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胪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姚江学案序》）
《明儒学案》注重阐明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把握诸家学术的精髓。黄宗羲鉴于宋元学者《语录》荟撮简编、去取失当，使读者难窥前人学术精神的弊病，特别强调准确把握各派学术宗旨。他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发凡》）学者讲学贵在阐明宗旨，而评价前人学术尤其需要把握其人宗旨，否则就会像汉代张骞初次赴西域联络大月氏那样无功而返。正因为他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才能于各家学术中纂要钩玄，准确揭明其学术宗旨。
黄宗羲的编纂思想是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把握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发凡》）因此，黄宗羲对于每一个学派和每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治学宗旨，让世人明了他们的学术精髓。《明儒学案》中这样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把陈献章的治学宗旨概括为“主静”、“自得”，把王守仁的治学宗旨概括为“慎独”等等。注重各家各派学术宗旨避免了面目雷同的空论，使《明儒学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著述的杰作。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中比较著名的史书体裁是《春秋》《左传》开创的编年体裁、《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裁、《通典》开创的典制体裁和《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的纪事本末体裁。《明儒学案》是继上述几种史书体裁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
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在黄宗羲之前，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明代刘元卿作《诸儒学案》、冯从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作《理学宗传》，虽有学术史的萌芽，但只反映学派源流，撰写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的范畴。《明儒学案》把明代各派的学术渊源、学者传记和学术宗旨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巨著。继此之后，清前期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清后期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一脉相承，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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