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生于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是安徽至德人（原属安徽东流，今安徽东至县）人。诸生出身。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
咸丰十年（1860年），被人推荐至湘军祝姓营务处帮办文案。
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翌年，被擢为随营总文案，携护巡抚印信，随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并参议军务。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保奏以知县留江苏候补，后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次年，入金陵善后工程总局办事。后丁父忧，未能随李鸿章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又过了二年，经曾国藩、李鸿章荐保，以知府候补江苏。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由湖广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连年决口，李鸿章命周馥治河有功，乃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奉旨以道员留直隶补用。
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衔。次年，奉旨加二品衔。
光绪元年（1875年）冬，李鸿章委派周馥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他“苦心经画”，使军饷供应得到保障。
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光绪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忧回籍，两江总督沈葆桢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周馥坚辞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回籍，遗缺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树声因诸务生疏，遇事多同“从淮军久”又与诸将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负责襄办交涉、营务及海防诸事。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但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当局亦未能坚持，故此把朝鲜推向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渊。周馥每忆及此事，都深感遗憾。
光绪十年（1884年）夏，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博文书院（今天津市海河中学），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二百三十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修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路，铺设钢轨60里。是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林西一段工程。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光绪十三年（1887年），奉命总理北洋沿海前敌水陆营务处并督办旅顺船坞工程。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在此期间，除冶理黄河外，周馥对各项“新政”也十分重视：创办了山东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并令各地创办各类学堂；又设立山东省工艺总局，令各地设分会、分公司、立农桑总会，令各地建分会；同时，周馥还自己投资近代企业，收买胶济铁路股票13万两，投资10万两于峰县煤矿。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期间曾筹办渔业公司，查勘东三省矿务，招商试办。同时在扬州筑园林“小盘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与张之洞、袁世凯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奉旨调补两广总督，镇压革命党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馥以年老多病为由，奏请“回籍就医”，获得朝廷恩准。
民国元年（1912年），清廷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周馥以前清遗老自处。同年，因与德人交往，他举家移居青岛警察署前，湖南路、蒙阴路口购地筑了一座大宅邸，两座楼房及附属用房，曾在青岛中国人中号称第一大宅门。德国胶澳总督对他十分尊重，通过他与寓青的清朝旧吏互通声息，旧吏有事也通过他向德国当局转达，推他为“三江会馆”会长，民国政要徐世昌等人也请他在青岛购地、筑宅。周馥在青岛未再参政，而开始筹办企业。
当民国元年（1912年）9月孙中山来青岛时，身为三江会馆馆长的周馥备下敞篷四轮马车，供孙中山乘坐四处参观、演讲。民国二年（1913年），周馥给德国汉学研究者卫礼贤介绍了一位中国老师——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对卫礼贤的译经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民国三年（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风雨欲来时，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举家迁往天津。
据周馥的曾孙周一良在自传《天地一书生》中提及，晚年的周馥在所著的《负暄闲语》中云：“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吾从未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借口之端。”
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921年9月22日），周馥病逝于天津英租界内的寓所，享年八十四岁。逊清赐其谥号为“悫慎”。直隶、山东、江南等地均立祠祭祀他。
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尝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周悫慎公全集》34卷。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直隶总督驻节的天津，是北方一处通商大埠。这里华洋杂处，政繁事殷，社会矛盾复杂而微妙。李鸿章想在天津兴办洋务，以作为洋务运动的试验点，却因“能员干吏”匮乏、难以实施计划而苦恼。愁苦之际，他想起了“才识宏远，沉毅有为，能胜艰巨”的老部下周馥。他立即函招周馥到天津筹划洋务事宜。此后，凡政务、军务、洋务、外交等新政事务，李鸿章都全然放心地交给周馥办理。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命周馥承办海防支应局，为未来的北洋水师建设筹措经费。经过李鸿章的争取，清廷要求财力富余的省份，每年合计拿出三百万两白银，支援水师需要。可在中央权威衰落、地方逐渐自治的晚清，各省都有自己的如意小算盘，都千方百计少交或不交，拖欠自然成了常态。海防支应局每年所收款项，只有数十万银两，远不能满足购置军舰及武器需要。周馥心忧水师筹建胎死腹中，一再“苦心经画”。他一面奔波数省，向督抚大员陈说海防之重要，恳请他们落实经费；一面在直隶开源筹款，保障北洋驻军饷需供应。光绪六年（1880年），周馥又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即将成立的水师培养人才。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为清军提供先进的枪炮弹药，以和西方军队抗衡。而这一切，都依赖军事工业来实现。李鸿章到天津后，想效仿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天津办军事工业，实现北洋军需能够自给。他令周馥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增加枪炮、弹药、地雷、水雷等武器的生产。经过周馥改革，天津机器局数年间“整枪整炮军器生产一新”，成为北洋取给之源。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馥协助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他购地建堂，“延聘外国武将为师、选派各营弁卒来堂肆业，手订一切考课奖赏章程”。近代史上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将领，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又会办电报官局，管理电报线路，附设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技术人才。他还架设北洋至山海关的电报线路，方便两地联络交流。
天津开埠通商后，外文通晓者的作用日益重要。周馥奏疏，请求建立博文书院，延聘外籍教师授课，招收学员学习外文。为了促成书院早日建成，周馥拿出三千两白银为学院膏火之费。后来在博文书院的基础上，清廷设立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的前身。
光绪十三年（1887年），周馥前往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考察军港。次年（1888年），他会同水师提督丁汝昌参照各国海军规章，议订海军章程，为北洋水师建立规划了方向。
在周馥的打理下，直隶洋务有声有色，一跃成为地方洋务楷模和标杆。《清史稿》评价道：“鸿章之督畿辅……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周馥也借着办理洋务，积累了大量的施政经验，为日后主政一方奠定了基础。
减赋役，兴农业
周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山东巡抚。当时的山东，历经各次动荡，已是民生凋敝，疲惫至极。周馥抵山东后，立即到烟台、威海、胶州湾考察民生实况。他亲见租界内外，德人与华人生活经商之差别：华商小本营生，买卖都不畅旺；德商有政府支持，占尽各种优势。周馥深受震撼，顿觉“在我视为租界，在彼已视若属地”，认为若不自图富强，外国势力将进一步延伸至内地。为此，周馥在山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革。
晚清推行新政，号召改革自强，但中央财政经过历次战争，早已亏空难支。新政所需资金，一般要靠地方自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取之于民。所以新政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却也加重了百姓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周馥有感黄河屡屡决口，山东受创深重，财疏力薄，府库俱空。若要发展经济，在做“加法”倡导实业之前，更要提前做“减法”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上交中央烟酒税八十万两，清廷欣喜非常，以为各省可将烟酒税作为增收之源。清廷令各省仿效直隶，立即开征烟酒税，并分派各省征收的数目额度。山东分派到的指标是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但摊派烟酒税任务后，山东“酒商闻风畏避，纷纷求免，并有因而歇业者”。一时间，许多商户停业，烟酒生意冷清异常，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周馥先派地方官耐心劝导，声明此次征税于商户成本无损。但酒商坚持认为“价高必滞销，无款来缴税，生计将顿绌”。周馥便奏疏朝廷，历陈烟酒税之弊，建议降低征税标准，并取消三十万两的固定指标，以酒商实际营业额作为征收基数，尽可能保障商户权益。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又令督抚征收房田税契，扩充朝廷财力。周馥上奏申请免收山东房田契税。他陈述山东经济之难，“山东僻处海隅，频遭河患”，导致“凋敝早已竭泽而渔，盈余税契实属无可再提”。而且民间“相率隐漏，收数寥寥”，能际征收的一年少过一年。周馥的意见得到了允许，山东百姓负担大大减轻。
减轻民负之余，周馥主张富民以农利为先。他大力发展农桑工艺实业，带领百姓致富。他创农桑总会，又集银万两在济南七里堡购地，创办农事试验场；聘请日本人为农桑教习，从事西洋农业种植法推广，还引进海外良种、农机器具和化肥予以试用。
接着，周馥推广工艺实业，创办各种企业，如纺纱、织布、洋烛、洋酒等公司，吸纳因水旱灾害而逃难的流民。这样既发展了实体经济，也解决了难民带来的社会隐患。经过官府的积极推广，山东工艺实业发展迅速，实力上升，百姓收入显著提高。
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外务部令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随时奏明办理。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为特征的自开商埠，为朝廷内外接受，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加紧修建铁路，扩张侵略势力，这引起了周馥的忧虑。为了抗衡德国的扩张，周馥建议开埠通商，挽回国家利权，促进国家富强。他经过详细勘察，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不断函商，后联名上奏，要求将济南、潍县、周村开辟为商埠，以资商货转运。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自开商埠，周馥随后制定了开埠方案。
济南开埠后，道路整修，市场设立，近代城市规模基本奠定，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而且济南开埠后，与烟台、青岛两个通商口岸，呈三角分布，大大促进了山东实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新政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山东，经过周馥的苦心擘划，更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治黄河，架电报
周馥在山东，最为关心的大事，一是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富民强省；一是勉励治河，清除水患，怜民安省。在接任山东巡抚后，他即对僚佐说，养民之政，莫大于治河。吾往佐文忠（李鸿章）亲历山东勘河道，即思殚诚瘁力，以治理黄河水患。可惜巨帑未集，财力不足，我的想法只能作罢。如今再度来到这里，誓竭吾怀，愿诸君助我一臂之力。
周馥任官直隶、山东、屡次办理河工，积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经验。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同治十年（1871年），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以天津西沽筑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筹划。时值直隶大水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京津一带几成泽国，京畿安全受到威胁，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就遇此大灾，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负责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备料，“终日奔波于泥之中”，“日夜监工，虽大风雨亦不稍休”，很快将卢沟桥大石坝等处决口堵修完竣。直隶士绅称“（周馥）其尤大有造于直省者，厥惟治河”，并颂扬他“自同治十年迄光绪二十年，殚精治河，不遗余力，保障实多”。
任职山东前，周馥也曾多次跟随李鸿章参与黄河治理。他由天津大沽海口，乘帆船入山东利津口，再溯河而上至河南，查勘咸丰年间铜瓦厢决口及下游淮徐故道的具体情形。接着又从河南卫辉府沿流而下，依次过朝城县、张秋镇、济宁府、汶上县，详细查勘运河一带情形。黄河的严峻形势、百姓的痛苦，令周馥忧心忡忡。
所以上任后，周馥即将治理黄河作为施政关键要务。他上任不久，即出省会济南，往赴惠民县北岸刘旺庄漫口、利津县南岸冯家庄漫口视察情况。接着又赶赴鲁西南一带河堤勘工，到济宁、兖州、东平勘察运河淤塞，尽力掌握黄河水患实况，了解久治不力的背后根源。
周馥发现，当时山东黄河治理责任不专，往往遇到险情，出现人员不足，呼应不灵的窘况。而且因为没有统一管理，许多州县，置身事外，怠于赴工，导致治河效率低下。周馥奏请将菏泽等二十一个州县，一律归负责治水的三游总办调度。一旦水情告急，即由三游总办统一节制指挥，最大限度提高治河成效。
周馥还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为治河服务。他曾在直隶架设电报线，深知西方科技的便利。他随即奏请在黄河两岸架设专用电线，派员专管河工电报。他派人到上海采办机器材料，选择重要地方安设电房，派电报学生负责管理。河工电报接通后，黄河南北两岸联络大大畅通，极大便利了黄河的整体防汛抢险。
办教育，建学堂
清末新政图强的核心政策之一，即变革传统教育体制，打破传统私塾体制，引进近代教育模式。周馥在山东时，应时顺势调整了全省的教育行政安排，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将山东大学堂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周馥从省财政拨款8000两银，作为办学经费，还建造校舍创建讲堂，学堂新址规模宏大，设施新颖，近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除了改革高等教育之外，周馥在山东还改设中小学堂布局，完善初等教育。他为减轻百姓负担，因地制宜，将从前的书院、义学，改设为中小和蒙养学堂，短时间内创建了近代教育模式。
周馥深知，学堂之要，首在于师。为培养新式师资力量，他在山东大学堂内附设师范馆，培养教师人才；他还从师范馆中选送学生，送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
周馥认为国内培养的学子，思想意识尚存保守。他眼见南方诸省派遣学子留学，归国后皆成有用人才，也生发了派员留洋的想法。周馥派遣官员带领学生数十名，远赴日本宏文学院学习新式教学方法，回国后作为教习之用。这些留学生回省后，不仅带来了新的技术，而且带回了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这对山东日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周馥在《负暄闲语》曾自评“吾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
李鸿章：于洋务、商务，均能相度机宜，随同悉心筹画，有裨时局。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老夫荐贤满天下，独周某佐吾三十载，劳苦功高，未尝求荐拔。才识闳远，沉毅有为，能胜艰巨。
清末清流领袖翁同龢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日记中记下了对周馥初见的印象：津海道周馥（号玉山），来见，去年户部奏参革职者也，其人貌似粗疏，细看甚能而滑。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光绪初，督抚权重，及其末年，中央集权，复多设法令以牵制之，吏治不可言矣。锡良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馥谙练，（杨）士骧通敏，（陆）元鼎办交涉，（张）曾敭论法律，并能持正。
《周馥生平述要》：开兴济减河，灌小站，辟营田数千顷，实行军垦，利赖至今。
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现代作家周作人，见过当时署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周馥）站在体操场上，穿了长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实在那一天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间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教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有的。
陈寅恪曾言“自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外官以周馥、杨士骧等为浊流”。
下载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