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休（129年～182年），字邵公，东汉任城樊人。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据汉代官员子弟可荫任为中低层官吏的制度开始任官。
何休废官居家期间，“罩思不规门”，撰写《春秋公羊解诂》，这部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之中。
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面临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治《公羊》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而不重义理，偏重谶纬之学等，“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反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何休感叹不已：“余窃悲之久矣！”因此，决心继承汉初以来《公羊》学的事业，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公羊解诂咱叙)。《公羊解诂》作为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著作，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说明他远袭汉初第一代经师的学说。
他还钻研过《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何注，多本于《春秋繁露》”(陈澧《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孔广森《公羊通义》)。
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从而提出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条例”大约有三类：
一是承袭先师的条例；
二是串解畅通经文之后提出的条例；
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
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昔日盛况的努力。
何休又是继董仲舒之后借解诂《公羊传》发挥政治思想的人。他在《公羊解诂》自序中，强调“治世之要务”，力图挽救东汉末年衰败的政局。通过《解诂》，揭露桓、灵之际君权旁落的景况，斥责宦官专政的腐败与暴虐，主张选贤与能及轻摇薄赋，反对豪强兼并土地与搜刮民财等等。
何休长于天文历算，与老师羊弼，根据公羊学博士李育的学说，驳难《左传》和《谷梁传》。作《公羊墨守》14卷，申说公羊家的春秋说，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氏膏肓》10卷，指出《左氏春秋》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谷梁废疾》3卷，指出《谷梁春秋》也有问题，如人得了瘫痪废疾，难于复起。
人们称这三部书为“三阙”，言其理论幽微,难于通晓,如三座宫阙高不可攀，以后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相驳难。京师称郑玄为“经神”，称何休为“学海”，十分推重。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何休在该书《序》里说:“往者略依胡母生(西汉经师)《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下,何休提倡井田;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也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在《文谥例》里，何休阐述了“三科九旨”。新周，故宋，王鲁，是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从三科九旨推演，又有许多义旨。表明《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何休的著作，除了《春秋公羊解诂》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及《谷梁废疾》，以《左氏》及《谷梁》2传，影响到后世。原作已佚，有清人王谟的辑本。
何休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等。三书均佚，清人王谟的《汉魏遗书钞》辑有各一卷。所谓“墨守”，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就像墨子守城一样。所谓“膏盲”、“废疾”，则喻《左氏传》和《谷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曾与他有过辩难。何休还注训过《孝经》、《论语》等，对汉代史事亦颇有研究，“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后汉书·儒林列传》)。
何休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今文经学家，他治学的态度严谨、认真。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与那些引章断句的博士文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严整缜密，系统性强。他所注经书，虽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溃，但影响却颇大，以至成为今文经学方面的领袖人物。
今文经学是有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渊源的。
汉朝立国以后，自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的今文经学都朝着这个方面发展，也都阴阳五行化了。当时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繁琐与迷信。
所谓繁琐，指今文经学家抓不住要领，去支离蔓衍地解说经文，一部经的经说，解释起来，动辄数十万言甚至多至百余万字，并名之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把浮辞繁多、蔓衍无际当作学问，并津津乐道。
所谓迷信，指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来的儒家著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儒学中还很少神秘主义的东西，而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经义，蔓加解释，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后，今文经学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另外选择了一个谈神说怪的孔子，把妖言妄语说成是孔子所谓书中固有的，称为“纬书”或“秘经”，总称“谶纬”，并将此看作“内学”，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且是官学，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许慎、贾逵等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班固的学生马融注《孝经》、《论语》、《周易》、《三礼》、《尚书》，贾逵本人注《左传》，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象郑玄、卢植等，都是他的学生，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
当时的郑玄，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当时，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二人如同二水分流，各不相让，各有千秋，各扬所长。何休的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
何休作为一个大学问家，他精研古今诸经，前后花费了整整17年的功夫，以巨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写成了《春秋公羊解诂》。在写作这部著作时，他废除了繁琐和迷信为特点的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古代《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了凡例。
他在《文谥例》中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春秋》学者，而且，他又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和以何休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的派别之争，似一种隐微的折光，今文经学反映出了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出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斗争的结果，古文经学推倒了今文经学，表现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当时在这一点上，何休是个失败者。但从后世长远影响来看，何休是成功的，董仲舒、何休的经学又被冠以董何之学，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哲学、文化的主流，尤其影响了近代思想乃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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