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年2月16日—910年1月26日），原名罗横，字昭谏，杭州新城（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唐代文学家。
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底，进入京师，十多次进士试，全部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改名罗隐，隐居于九华山。光启三年（887年），归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人称罗给事。后梁开平三年十二月（910年1月），去世，时年七十八。著有《谗书》及《两同书》等，前者对当时社会进行的揭露和批判相当深刻，有很强的战斗性；后者提出“仁政”，力图提炼出一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济术”。诗集有《甲乙集》，颇有讽刺现实之作，多用口语，于民间流传颇广。
罗隐于大和七年（833年）正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杭州新城。原名罗横，字昭谏，后改名隐，自号江东生。小时候便在乡里以才学出名。他的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与另外两个同族才子被合称为“三罗”，即罗隐、罗虬、罗邺。
罗隐和许多人一样也想借助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大中十二年（858年）由江西南康取解，途经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时为严冬。年底到京师。
大中十三年（859年）初开始应进士试，落第后北游同州、夏州等地。
自此罗隐连考了七年都榜上无名，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虽然屡败屡战，但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史称“十上不第”，并因此改名隐。
咸通二年（861年）前后，游河中府、晋州等地。
咸通三年（862年），罗隐困居长安。
咸通八年（867年），居长安，完成《谗书》五卷。
咸通九年（868年），罗隐在苏州、越州等地，因庞勋之乱未能进京赴次年春试。
咸通十一年（870年）夏秋，一直在河中府（蒲津）参加秋试取解。
咸通十二年（871年）春礼部试失利后上书湖南观察使于瑰求职，当年夏得衡阳县主簿。冬十月，乞假东归，途中作《湘南应用集序》。
咸通十三年（872年），东归途中作诗《赠妓云英》（《嘲钟陵妓云英》）。
乾符元年（874年）春，离开长安东游大梁（今河南开封），在大梁一带流落二年。
乾符三年（876年）在京兆府秋试入“十等第”，但罢举未参加乾符四年（877年）礼部春试，可能是因为父亲病故，回乡丁忧。乾符四年（877年）又入京兆府“十等第”。
乾符五年（878年）春落第后南游夏口（今湖北武汉）、蕲州（今湖北蕲春），有文《投前夏口韦尚书启》《投蕲州裴员外》及诗《送蕲州裴员外》，后东归。
乾符六年（879年）长江以北已被黄巢起义军兵所据。广明元年（880年）北上受阻，与宗人罗鄂、罗邺及杜荀鹤、张乔等人一起隐居池州九华山。《唐诗纪事》所谓“广明中，池守窦潏，营墅居之”，是谓池州刺史专门营造别墅供罗隐居住。
中和三年（883年），罗隐离开池州，游郑州等地。
中和三年（884年），投镇海节度使周宝，在润州（今镇江）期间，与僧处默交游，送王蕴任苏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年），罗隐归江东，投靠杭州刺史钱镠，受爱重，任钱塘令，拜著作佐郎。
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充镇海军节度使后，征任罗隐为镇海军掌书记。
乾宁四年（897年），罗隐代武肃王钱镠草谢赐铁券表。
光化三年（900年），罗隐任镇海军观察判官。
天祐元年（904年），罗隐奉吴越王钱镠命，从瑞安乘木船而上溯江口，步行至莒江涤头村（今属泰顺县新浦乡）寻访寓贤吴畦（原平章事谏议大夫）出山辅政。
天祐三年（906年），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判官。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唐亡。罗隐曾劝说钱镠举兵讨梁，未能用。罗隐约在此后正式受箓入道。梁以谏议大夫征隐入朝，不就。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钱镠表授罗隐吴越国给事中。此年前后与罗衮唱和。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迁盐铁发运使。开平三年十二月十三日（910年1月26日）去世。
罗隐著述甚丰，以《末史·艺文志》记载较详细，计有：《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甲乙集》三卷，《外集诗》一卷，《后事》一卷，《谗书》五卷，《谗本》三卷，《两同书》二卷。又《后集》二十卷，《汝江集》三卷，《歌诗》十四卷，《吴越掌书记集》三卷。但到元代《唐才子传》中记载，已散失甚多。现存《谗书》五卷，《两同书》二卷，《甲乙集》十卷。其他散见于《文苑英华》《罗昭冻集》《全唐诗》等，尚有诗文数篇。罗隐作品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500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著作《谗书》五卷60篇（残缺2篇），哲学著作《两同书》两卷（10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序、书、铭、启、碑、记等杂著约40篇（见《全唐文》）。
罗隐其书乃在力图提炼出一套供天下人使用的“太平匡济术”，罗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同书》和《谗书》中。
《两同书》力图提炼出一套供统治者采用的“太平匡济术”，全书共十篇，分贵贱、强弱、损益、理乱等十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致太平”之“本”和“术”进行了讨论，其中既有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亦不乏深刻的辩证思维色彩。上卷五篇说明修身的方法，各篇最后都用老子的话作结论。
《贵贼第一》说明物之贵殿，是因性禀殊致；人之贵残、尊率决定于有无道德。《强弱第二》说明了强弱是相对的，强大决定于智德，而非暴力。《损益第三》说明百姓的益取决于人主的俭。《敬谩第四》说明贤君必礼贤下士，方得民心。《厚薄第五》说明节制嗜欲，方能延寿。五篇文章的内容有密切联系，论述了人主要有“唯慈唯仁”的道德，才能贵，才能强，方能节欲礼下，方能巩固统治。同样，下卷五篇也有一个系统。下卷除了第十篇外，都用孔子的话作结论，主要论述治世的方法。《理乱第六》是下卷的总纲，附明文武之道为治国之具，人主必须善于掌握。接下去几篇从不同的方面具体论述治国的方法。《得失第七》认为人主要辨真伪，任用贤臣，而不失其控制权。《真忉第八》说明，要辨真伪，就要既不轻信众议，也不固执己见，考著究微。《同异第九》则为使用臣僚的策略，“徐视而实听，高居而远望，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团结和斗争要各得其宜。《爱憎第十》说明人主不要以个人爱憎，决定是非得失，主张明君纳谏。罗隐《两同书》上下两卷主要内容是向统治者说明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和如何实行“仁政”。他所提倡的仁政，是儒家传统的主张，其出发点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白热化阶段，他的治世之道用处不大。但《两同书》在论述修身治世的过程中，寓有分明的变贬、强烈的爱憎，揭露的问题，往往切中社会的葬病，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其富有辩证色彩的言论，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谗书》是罗隐以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来衡量现实，痛斥现实背离儒家之道太远的一部杂文小品集，对当时社会进行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有很强的战斗性。罗隐主张“大道不旁出”，“大政不闻下”。这种维护君主集权，反对宦官乱政反对藩镇跋扈的主张，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辨害》中，他反对朝廷对于跋扈不臣的藩镇采取因循迁就、姑息养奸的做法，而主张权衡利害，分别轻重，坚决果断地去进行讨伐制裁。罗隐面对晚唐那严峻的政治形势，已清醒地意识到宦官、藩镇问题对于唐王朝的统治所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对于朝廷的软弱、昏庸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龙之灵》和《蒙叟遗意》接触到了阶级剥削的问题。前一篇批判了统治阶级“唯思竭泽，不虑无鱼”的残酷剥削压榨。后一篇是根据《庄子·应帝王》和《神异经·西荒经》中的有关记载加以改造、再创作而成的。写的是天帝因为浑沌是一个“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的恶兽，所以才剖解了它。并用铜铁、鱼盐压住它的支节，塞进它的肠胃，以防止它重新起来危害生灵。但结果却与上帝的用心相反，“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婵矣”，竟造成了另一种灾祸，那就是统治者对鱼盐、铜铁的强掠豪夺致使百姓倍受骚扰。这可能是针对着唐王朝专盐、茶、酒以及铜、铁之利而发的。
对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揭露和讽刺，也是罗隐《谗书》的一个很突出的内容。如《英雄之言》发挥了《庄子·胠箧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救夏商二帝》一文，说夏桀、商纣是“死其身以穴过者也，极其名以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他希望当世的皇帝能够重视桀、纣这两个反面教员，寝食不忘以为鉴戒。罗隐《谗书》的批判锋芒还常常指向那些重臣显宦，如《梅先生碑》赞美西汉末年的梅福能以天下为己任，虽不在其位却再三上书论列时政。
罗隐在咸通、乾符中与宗人罗邺、罗虬并称，又与同乡诗人章碣齐名。当时有人将罗隐与前辈诗人温庭筠、李商隐合称“三オ子”，说他们三人先后受知于宰相令狐绹。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登进士第，罗隐以诗贺之，令狐绹对儿子说：“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唐诗纪事》卷六十九）可见令狐绹对罗隐诗名的崇拜程度更甚于“温李”。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很大。据《旧五代史》本传载，罗隐诗传之相府，诵之闺阁，受到晚唐贤相兼诗人郑畋、李蔚的欣赏，可见得罗隐诗名在当时的影响。权倾一方的魏博节度使罗威酷嗜罗隐诗，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偷江东集》（罗隐诗集原名《江东集》），自认罗隐为叔父。甚至唐昭宗久闻罗隐诗名，欲以甲科处之。
罗隐诗语言精警通俗，有些诗句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如讽刺小诗《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很有新意。其咏史诗《西施》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
罗隐的讽刺散文有很高成就。如《谗书》在艺术上就取得很高的成就。第一，内容广泛，题材多样。第二，借评历史，影射现实。第三，语言通俗易懂，简洁犀利，记叙与议论紧密结合。
《谗书》里的讽刺小品都是罗隐的“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罗隐自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
王定保《唐摭言》：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鸰原谩欲均馀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羡君归棹五诸侯。”
孙光宪《北梦琐言》：邺王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头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伸南阮之敬。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
何光远《鉴诫录》：（罗）隐常献卷于郑相公畋。郑女妙于篇什，每读隐诗，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未尝不于父前三复，似慕其才。相国或一日因隐到宅，遂留从容，命女下帘窥之。女见隐为人迂差，永不复吟隐诗矣。
薛居正《旧五代史·罗隐传》：（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
辛文房《唐才子传》：（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多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据前人记录的资料与复述的文本，罗隐的父亲是个农民，夏日上山守望庄稼，与一个化成美女的老虎精相爱。此事被哥哥发觉，将它脱在草棚外面的虎皮偷走，压于粪缸之下。老虎精没了虎皮，再也不能回复原形，遂与罗父相偕回家，结为夫妇，生下罗隐。后来妯娌间发生争吵，嫂子一气之下，将虎皮从粪缸下挖出扔在她面前。她便就地一滚，变成一只老虎，将嫂嫂、哥哥、丈夫都咬死。再要咬孩子时，老祖母急忙用一只谷箩罩住孩子，并用拐杖打它的额头，骂道：“畜生！连自己的亲骨血也要咬吗？”老虎即眼中出泪，大吼一声，出门而去。这孩子因是谷箩保护下来的，所以就取名罗（箩）隐。
罗隐成了孤儿，和祖母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难。长到六七岁时，祖母要送他到附近的蒙馆去读书。从家里到蒙馆，要经过一座庙宇。罗隐每次打从庙门走过，总看见里面的菩萨会站起来，好像对他致敬的样子。他感到很奇怪，回家告诉祖母。第二天，祖母跟了罗隐去，想亲眼看个明白。到了庙门口，罗隐说菩萨又站起来了，但祖母看不见。第三天，祖母预先在菩萨的膝头放一把剪刀。罗隐刚过去，就听见当的一声，剪刀掉在地上。祖母终于相信菩萨见了罗隐会站起来是真的，并且认定，罗隐将来有帝王的福分。
根据采风所得与参者前人记录，可知罗隐之奇就奇在“讨饭骨头圣旨口”。故事这样说：罗隐家里很穷，常常要向左邻右舍借米借盐。借的次数多了，加上有借无还，邻居们渐渐地不愿意了。他祖母是心地褊狭的人，一次次借东西碰了壁，她都记恨在心。上灶的时候，她常常一面切菜，一面唠叨：“跟张三借米，张三不借，一遭；跟李四借盐，李四不借，又是一遭。”灶司菩萨耳朵有点重听。罗隐祖母说“一遭”，他误听为“一刀”。听的次数多了，灶司菩萨未免有点担心：如果罗隐做了皇帝，动不动就是“一刀”，要杀掉多少人？他就上天去奏闻玉帝。玉帝是个糊涂神，灶司菩萨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他马上传旨，差雷公菩萨去把罗隐的“龙骨”拆掉。于是雷公菩萨到人间拆罗隐的“龙骨”。祖母看这阵势，急忙叫罗隐去咬住马桶盖。结果，罗隐一身“龙骨”全给雷公拆光。只因雷公怕脏，没拆他的嘴巴骨。因此罗隐剩下一张所谓的“圣旨口”，他说什么就能“应”什么（包括应声、应验）。
弟：罗权。
友：杜荀鹤、张乔。
罗隐碑林，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境内，是富阳原市政府1995年所建。碑林里面有两个露天的院子，分上下两个台阶，四周树立一批花岗岩碑，镌刻着当代书画家刘海粟等题写的四十多块书法艺术精品。走廊墙壁上有十几块黑色大理石分别雕刻着当代书法家篆写的罗隐诗句。沿院子两边走廊往上走四十多个台阶，便是罗隐纪念厅。纪念厅内有一座两米多高的罗隐石雕像，雕像旁边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篆写的罗隐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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