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孙蔚如，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咸宁县豁口村(今属西安市灞桥区)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博览新书，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他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1911年10月20日，陕西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孙蔚如曾协同革命士兵进攻西安城内旗兵。1913年他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课员。1916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护法旗帜，陕西革命党人起义响应，组织陕西靖国军。孙蔚如立即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第1营任连长，参加了配合南方的护法战争。在反击北洋军阀八省军队的围攻战役中，他率领四排兵力，以少胜多，重创甘军陆洪涛部喻升一标(相当一团)。1921年，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军阀改编，唯一坚持革命旗帜的只有杨虎城部，孙蔚如乃于次年转入杨部任第5营营附，旋任营长。杨、孙二人遂义结金兰，誓同患难。孙初入杨部，即参加了在乾县铁佛寺伏击甘军陆洪涛部的战斗，获步枪千余支，子弹60余万发，军声大振。随后，在马嵬、武功附近，与直系军阀激战二十余日，立下战功，因两臂负伤而留医凤翔。杨部因军阀部队大举来攻，形势严重。杨虎城与于右任商议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请示孙中山”，杨虎城“率队北赴沙陀国(指陕北)”，暂依地方实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训休养。
孙蔚如未及伤愈，即东出潼关，经河南，拜谒岳武穆庙。樊钟秀约他南下广东革命，他表示，由于与虎城的友谊，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愿在北方与杨一起革命。随后他赴北平，再行治伤手术，于1923年初到陕北会合杨部。
杨部到达陕北后，缩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防靖、安、定三边地区。因杨虎城养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团长。李为人忠厚而才疏，应付局面颇感力绌。孙蔚如回来后，受命为中校团附，着手训练部伍，提高士气；剿灭土匪，以利商贾；铲除盐政积弊，便利人民吃盐；开办小学五所，提高汉蒙人民文化水平；开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干部。教导队于1923年春开办，孙着重招收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并聘请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受过正规军校训练的人作教官，培养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孙自兼队长。吴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当时招考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骨干力量。杨虎城军中向有“测、保、教”是骨干的说法，即指其军官中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安边教导队出身的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边教导队的开办，形成了杨部“自力更生”培训军官的传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杨虎城起而响应，部队改编为陕北国民军，杨为总指挥，孙为参谋长，并兼教导营(由教导队扩编而成)营长、第2游击支队司令。是年冬，杨部挥师南下，又改编为国民军第3军(军长孙岳)第3师，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对北洋军阀作战。1925年春，国民军向大荔、朝邑、郃阳、澄城、韩城一带的刘镇华镇嵩军的帮凶麻振武部发起攻击，收复郃阳、韩城两县，配合了国民第2军在豫西击溃刘镇华军的斗争。是年夏，在千阳、陇县地区接连击败北洋系甘军孔繁锦部；为接应国民军第3军入陕，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在凤翔重创吴部第7师。
1926年春，吴佩孚北连奉张夹击国民军，国民军第2军在河南失败，吴佩孚又指使河南刘镇华、陕西吴新田、甘肃孔繁锦三支军阀部队号称“十万之众”，欲一举攻占长安。北方革命形势顿形紧张。陕军联合御敌，以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部共同坚守西安。坚守西安之役自4月开始。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部队坚守城池，孙部守东北城隅，为最接近敌军之处，是敌军攻城之重点。围城期间，大小战斗，日辄数起。围城后期，斗争更为艰苦，军民几乎断炊，以油渣、谷糠、榆树皮为食，渐亦不继，每日饿毙者数十人以至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孙部仍然坚守阵地。一位绅士曾对孙蔚如说：“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孙应声怒斥：“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没说话。轮到李先生头上了，就不情愿了？”有一次，刘镇华部在城东北角外数百公尺处，一夜筑起炮台两座，高出城表，并以重赏为诱饵，纠合著名悍匪组成攻城肉搏队，以炮火配合，妄图一举攻破西安。孙蔚如守城一整夜刚下城墙休息，闻讯后又迅速登城接战。原守军一连人仅余官兵三人，来援之军也已伤亡过半，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孙指挥官兵英勇抗击，始将敌击退。是役惨烈搏斗7小时，伤亡甚重，孙之14名勤务兵伤亡11人，城角有一楼被摧毁无余，只剩一堆瓦砾。就这样，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达8个多月，直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11月来援，才解围。是役，世称“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战争。
1927年春，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0军，孙蔚如任军参谋长，后调任第2师副师长代理师长，部队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5月，第10军在归德协同友军与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部展开豫东会战。孙在程大庄一役，仅以步兵1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中，他三面被敌包围，仍坚守不退，沉着应战，予敌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为总部争得了时间。豫东会战，杨虎城部损伤很大，在归德孤立无援，乃脱离战场，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带整训。
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本养病。此时杨部正处于困难时期，编制、军饷两无着落，又夹于各派军阀之间形如垒卵，如果应付不当，部队前途将不堪设想。杨在出国前，对派谁代掌军务的问题，经反复考虑，终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因此，委托孙对内代行军务。在这期间，孙蔚如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坚决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许多共产党人来到第10军开展工作。孙蔚如在砀山驻地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杨部中的部分共产党人名单，蒋介石电令镇压。当时，受杨虎城委托在军部负责外事的师长冯钦哉等人主张照办，并与孙蔚如大吵。孙蔚如感慨地说：“这些人一是我的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怎么能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更怎么能对得起我的朋友！且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是有为之士，基于爱国救民之愿，不顾生命，参加革命，消灭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诚为可嘉，何为可杀！”遂命孔从周将暴露的数十名共产党人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给资护送出境。不久，又发生多次因活动不慎而暴露的共产党人为蒋系特务侦知来电索要的事情，均经孙蔚如严词教训一番：“你们这些娃娃，胡闹，10军容不得你了，马上走！”安排人开给路条，给资护送出境。与此同时，蒋介石令第10军从冯玉祥第2集团军转属蒋系第1集团军方振武之第4军团，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孙蔚如以军饷、弹药无法解决为理由，婉言拒绝了蒋的命令。是年秋，孙率军转入冯玉祥第2集团军的山东防区，被改编为暂编第2集团军第21师，杨虎城从国外回到部队任师长，孙蔚如任第3旅旅长。
1929年2月，暂编21师集结临沂，奉命剿灭盘踞胶东多年的刘桂棠(即刘黑七)、顾震两股惯匪。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武勉之、韩寅生、张自强、赵寿山、段象武各团，在莒县、诸城、日照、安丘一带，仅8天时间，就将土匪万余人彻底肃清，使胶济铁路以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是年4月，杨部又离冯附蒋，改为新编第14师，旋又改为陆军第17师，孙仍任旅长。9月，杨部奉蒋令移防南阳，即卷入新军阀混战的旋涡。是年冬，孙率部在内乡、淅川等地，神速奇袭冯玉祥军之刘汝明部，获得蒋介石的嘉奖。在军阀混战中，他心境不快，在养病卧龙岗时，面对战乱不已的分裂局面，发出了切盼跳出混战旋涡的心声，作七绝诗一首：二竖无端苦相侵，龙岗高卧度春深。中原板荡应如昨，犹忆先生梁父吟。
在这期间，杨虎城在南阳举办教导队，杨自兼大队长，委孙为副大队长，负责实际工作。该队的共产党人很多，各中队的主要军官，除一人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年初，该队的共产党员酝酿兵暴。事情败露后，孙把暴露的中共党员用卡车送走。他说：“我既反对右倾的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的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7月，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17路总指挥，负责攻打洛阳和潼关。杨派孙任南阳守备司令，任务是确保前线补给和后方安全。后因军情紧急，孙奉命率本旅和两个补充旅，协同其他部队，将抄杨虎城部后路的刘汝明部击溃。9月，他又带领部队参与攻打洛阳和潼关，乘胜进入关中。在西进途中，将撤往山西的冯系刘郁芬、吕秀文等部，截击于陕西省大荔一带，尽俘其众，而将刘、吕等两级军官及其眷属安全送走。入陕后，第17路军整编，孙任第17师师长。1931年春，孙蔚如令赵寿山旅将驻陕南之川系军阀刘存厚、田颂尧等部击败，底定陕南。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11月，吴佩孚借“国难”之机，策动川、甘、宁、青、新五省地方军阀联衔发出“咸(15日)电”，推自己为中国国防军总司令，主持所谓“对日军事大计”，企图东山再起。甘肃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打出“甘肃独立”的旗号。蒋介石面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亟的被动局面，复又添此北洋军阀余孽的联合作乱，大为震惊，全国亦舆论哗然。杨虎城为稳定西北大局计，请缨平乱，派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领第17师(缺赵寿山旅)和其他部队入甘，平乱驱吴。孙为减小阻力，在平凉军民联欢大会上提出“西北团结、汉回不分、陕甘一家”的口号。11月29日，首战会宁。守军师长王家曾拒不投降，声称：“你们杨虎城过去守西安8个月，我要守会宁一年。”但是，孙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了26分钟就全歼守敌。捷报传到西安，杨虎城适与友人卧榻谈天，闻讯跃起，连说：“真的吗？！”接着，孙蔚如挥师乘胜攻打定西。定西既破，吴佩孚逃往北平。孙率师于12月上旬进入兰州，地方军阀慑服，西北局势底定。杨虎城电蒋介石由孙蔚如暂代甘省主席。然而，蒋惧杨部势力发展，拒绝其请，仅任孙为甘肃省宣慰使，暂兼军民两政。在主甘期间，孙蔚如发表《告甘肃民众书》，宣布要“整饬纪纲”、“解除甘民痛苦”、“融洽回汉感情，加强民族团结”、“充实西北国防”，准备大刀阔斧，着意经营。
正当他准备在西北大有一番作为之时，蒋介石为了打压杨虎城势力，另派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调任孙蔚如为38军军长，免其宣慰使之职，移驻平凉，旋移天水。孙不甘心甘省政权为蒋控制，认为这是过河拆桥、排斥异己，一怒之下，电蒋大发牢骚，同时电召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98团团长王劲哉轻骑赶赴天水，以防不测。杨虎城见电后，认为关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遂令扣发。孙回西安见杨时，还意犹未平：“你们统治得太严了，一个军长连一个电报都发不出去！”
1933年，蒋介石为了让嫡系部队控制甘肃，进一步挤压杨部势力，将38军调往陕南，与川军刘湘、田颂尧等部执行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并令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从侧背监视第17路军。
虽然战事频频，内争不已，孙蔚如一直关心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他在《平甘通电》中表示：“本阋墙外侮之心”，“恢复协力对外，以报仇雪耻，规复疆土。”12月10日控制兰州，稍事安顿后，即于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电第17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要求详细了解日本侵华情形及我国备战程度，并希望随时得知势态发展情况：“自暴日强占东省，举国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齿、灭此朝食、咸具决心。……究竟暴日逞凶情形，及我方备战程度若何，请为祥示，并将讨日消息，时时电知，至深切盼。”面对蒋介石对外奉行妥协，对内排除异己，继续进行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内心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救国大志，他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秘密计议，决心与革命力量联络，谋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1933年开始，孙蔚如在陕南“剿共”前线，以第17路军全权代表身份，与中共红四方面军沟通联系、建立秘密停战关系。他先后11次派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赴川北苏区与红军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互不侵犯问题。孙致信红军将领徐向前、陈昌浩说：“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孙在与徐以新会谈中表示，西北第17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希望红军将胡宗南部挤出陇南以至整个西北，第17路军不向红军作真正的进攻，并愿给红军作后方掩护和接济适量军事物资。双方达成协议，形成了停战合作的局面。在与红军停战合作的两年中，他始终以互谅互让、维护和局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遵守共同协议，放松了与红军驻地接界地区的盘查限制，为红军的对外联系和物资交流创造了较宽松的条件。他还送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陕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讯器材、医药器械等物品。此外，他在所辖驻防区内减小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及革命活动的压力，使其得到相当的发展。
1935年秋，孙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全国抗日潮流澎湃向前。孙蔚如同杨虎城一样，积极执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通过各种渠道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联系，重建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1936年秋，他托人向中共中央转告：“38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对孙的态度“极表欢迎”。毛泽东在致孙的信中指出：“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毛泽东还将发出不久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送一份给孙。此后，驻防陕北“剿共”前线的孙蔚如，暗中掩护中共和红军的人员、物资过境，形成了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召孙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配合张、杨掌握全局。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1军团军团长。
12月25日，各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但陕西形势却异常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被扣，而将事变机动处置权交杨虎城。但杨虎城根本无法协调东北军的行动，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和、战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主张和平解决而又具有实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杨虎城部也被蒋分化瓦解，孙蔚如成了杨虎城手下最具实力的高级将领。另外，蒋的嫡系部队源源不断开进陕西，压迫东北军和17路军，南京政府又逼迫杨虎城离军出国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孙蔚如虽对和议条件多有争执，但他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贯彻到底，主张和平解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内战再起。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孙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17路军被缩编为第38军，孙任军长，成为陕西省的军政主要领导人。他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费苦心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
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孙蔚如将军率杨虎城部请缨抗战，遂派赵寿山率17师、许权中率529旅、李振西率军教导团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忻口、旧关等战役，战功卓著、英勇顽强。这几支参战部队是陕军的精华，被蒋介石在战场上分割使用，置于其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的最前端，伤亡十分惨重，又不予补充供给，一时部队中悲观情绪严重。孙蔚如将军深知这是蒋介石为报西安事变之仇，借机消灭杨虎城部队。但是，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他率领陕西广大军民积极配合前线，掀起抗日支前的热潮。孙蔚如将军四处讲话，约谈记者，悼慰死伤官兵，鼓动抗日，勉励前方将士同仇敌忾，为民族尊严而战；其夫人会同杨虎城夫人带头捐款献物，慰劳前方将士；陕西各地纷纷响应，支前劳军活动此起彼应，陕军士气为之一振，空前高涨。
但是，蒋介石所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大部纪律松弛，一盘散沙，短短几个月里，几十万大军屡屡被日军挫败，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沦陷，日军进逼黄河。当时，统管西北五省军政要务的蒋介石嫡系西安行营一片惊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沮丧悲观，仓皇失措。他们声称日军武器精良，不可战胜，关中无法守卫，应当放弃。行营各文武高级官员携家带口分乘火车、飞机，纷纷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一时间，西北抗战局势悲观，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在此危难之际，孙蔚如将军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数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历述黄河可守、关中可保、日军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报纸、电台和各种集会宣传鼓动坚决抗日、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孙蔚如将军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营总理纪念大会之机，面对西北各界人士，公开与西安行营的悲观论调唱对台戏，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愤然演说，力主坚守黄河河防，阻敌西犯。他在演说中引用南宋刘锜守顺昌的史实为例，表示既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誓与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说到做到，将38军留陕各部全部调入陕东河防一线，组织群众，武装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与日军决一死战。西北各界为之一振，蒋鼎文一伙被弄得羞愧难当，但也只好怀恨在心、缄默不语，不敢再大事张扬后撤，西北抗日活动又日盛一日。不久，国民党中央调来援军，西北局势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第十七路军改编为31军团，任孙蔚如为军团长，所属部队除被蒋鼎文扣下、以后再未归还的一个旅外，全部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第一线，以坚守中条山、保卫黄河安全为任务。蒋介石严令孙蔚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退过黄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将31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
蒋介石之所以将第四集团军全部调入中条山，除了借此免去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把原十七路军挤出故土之外，还另有一番用心。当时，一本日本出的画报上有一幅漫画，对蒋介石的阴谋刻画的淋漓尽致。这幅漫画画的是：坚守中条山的部队穿着破旧衣服，肩扛破枪，身上标有“杂牌”字样。在他们的前面是日本军队，后面是服装齐整、装备齐全的蒋氏嫡系军队，端着刺刀戳向“杂牌”的脊背。这幅漫画虽然是日军的宣传画，但却把蒋介石如此布置，妄图消灭十七路军的险恶用心刻画地惟妙惟肖。对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十分清楚，但他又不能公开与蒋介石对抗。一方面，他始终担心在押的杨虎城将军的性命，他怕让蒋介石找到借口加害杨将军；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清楚坚守中条山对保卫三秦大地不受日本军队践踏的重要意义。他鼓励部队，要以民族大义为重，英勇杀敌，誓死保卫家乡不受侵略。第十七路军一些老部下、老将领也曾当面责怪他，认为不能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把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支部队拿去与日本人拼光，替几十万在他们身后养尊处优、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充当炮灰。孙蔚如将军缄默不语，他苦心孤诣，唯有下定以死抗战的决心。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度，舍身家生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日军集中几个师团数万兵力在空军、炮兵的配合下，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对中条山防地进行了十一次猖狂的进攻，其中以“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最为惨烈悲壮！大小战役数百次，战况空前激烈，有时为一座山头、一个村镇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日军攻势强大，人多势众，常使坚守阵地的第四集团军整营整连的伤亡。面对如此艰苦局面，孙蔚如将军下令收缩防线，集中部队，灵活出击，并派出疑兵穿插敌后打运动战、突袭战，搞得日军首尾不得相顾，整体无法推进。两年时间里，日军频繁改变作战方案、撤换指挥官，越是急于跨过中条山越是不得前行，其上报日本军部的作战报告也不得不声称“守备中条山之支那部队虽属杂牌，但其战斗力颇强，不可轻敌”。孙蔚如率领第四集团军全体将士在没有友军支援、军需物资极端缺乏的艰难情势下拼力死战，以近2/3人员伤亡（阵亡2.1万）的惨重代价始终巍然屹立于中条山上，有力遏止了日军打通中亚与德军会合的整体作战企图，用血肉之躯保卫了关中故地，表达了三秦子弟兵的赤胆忠心。
当时的陕西报纸所称“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英勇将士在北岸艰苦支撑所赐”并非虚言。日军视中条山为华北战场之“盲肠”，全国人民则把第四集团军称为“中条铁柱”。各地进步记者、各界代表团纷纷来到中条山。他们满含热泪，慰劳官兵；四处称颂，盛况空前。形势所迫，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其抗战业绩表示赞扬。孙蔚如将军笑了，他挥笔作下了《满江红.中条山抗日》词一首。词中慷慨吟道：“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伐鼓”，“新旧恨，从头数，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复杂的心绪、悲壮的情怀流溢于字里行间。这不仅刻画了他本人当时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表达了全军将士决心在中条山抗战到底、消灭日寇的豪情壮志。
中条山的两年战事中，第四集团军由于一方面有杨虎城缔造该部以来长期与中共合作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抗战中无论人员物资都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支持，相反却得到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全力以赴的真诚帮助，此间与中共来往甚密。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忌恨。蒋介石即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名为调防河南守备黄河南岸百余里防线，实际目的在于使第四集团军远离中共八路军。孙蔚如将军深知蒋介石用意，他一方面巧妙应付蒋介石借清查部队中“共党分子”从而对部队施加迫害的种种阴谋行为，一方面精心指挥第四集团军进行了荥（阳）广（武）战役，登（封）汜（水）战役，迫使日军退出郑州，困守邙山桥头堡。从中条山战役到河南战役，孙蔚如将军指挥第四集团军依靠中共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帮助，在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日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溃不成军的混乱战局中，一帜独树，打了许多硬仗，有力遏止了日本军队猖狂的攻势。
1945年6月，蒋介石见借日本人之手无法消灭杨虎城将军缔造的这只顽强的部队，便采取抽梁换拄的手法，调离了第四集团军的主要将领，派其嫡系将领张耀明接掌部队。孙蔚如将军被调去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置于自己势力的监视包围之下。日本投降时，孙蔚如出任武汉区受降司令，积极负责，解除日军武装20余万人，接收工厂、仓库等300余所，编遣伪军9万余人。
晚年
1945年12月，他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6年，他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8月，他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初，他留在上海，未随国民政府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四届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陕西省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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